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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复仇: 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1)

时间:2021-08-13   访问量: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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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死刑案件一直是最为牵动公众神经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从法学的视角审视之,不外乎是公众舆论与法院两种力量就死刑案件的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标准与正义理念等诸种问题进行博弈的产物。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原因何在? 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 “毒药”或者 “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 “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死刑终将走向废止已经成为文明社会共识的背景之下,公众舆论以及法院应该如何理解并贯彻我国现阶段 “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司法政策,又为中国的死刑废止之路做出何种贡献? 本文试对此做出探寻和回应,以期为推动中国死刑研究的观念调整与制度变革提供可能的路径。

公众舆论与法院在死刑案件中的互动模式

公众舆论,自然就是公众的意见或者大家的意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意、舆情,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集体意识,用来指代一种传承已久的集体心智,是特定社会的主流群体对特定公共事务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以及价值判断的总称  。尽管公众舆论是社会公众这一认识主体对于某个认识客体的认知,但其既非对于客体的本相的认知,也非对所以其往往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客体本相的系统认知。也就是说,公众舆论不仅具有非理性、情绪性,而且变动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居、起伏不定,往往一个孤立的突发的恶性犯罪案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公众对待死刑的态,并且影响法院的判决,以致左右犯罪人的生死命运。尤其近些年来,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度展以及社会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法院判决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甚至出现了法院迫于公众舆论压力改判的案件。在这些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共同焦点的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与法院相互博弈,公众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冲突这一亘古不变的难题通过这类极端的案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尽管有影响性的死刑案件都是由公众舆论所引发的,但是由于公众舆论的不同出发点以及法院采取的不同压力回应模式,案件的终极裁判也迥然有异,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五种类型:

(一)  民愤———抵抗模式

在此种模式之下,公众舆论的出发点始于 “民愤”,即社会公众基于常识、常理、常情的朴素判断标准,要求法院严惩犯罪人以实现具体个案正义追求的集体意见。民愤不仅意味着社会公众对犯罪行为的强烈谴责,更意味着社会公众对于个案判决的强烈不满,极力要求法院改判。而法院则认为,我们已经依法裁判,社会公众的不理解只是法治观念落后或者试图以舆论 “绑架审判”,因此要对社会公众进行引导,乃至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由此,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基于民愤的产生背景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类型之一 “原生民愤型”

在法院指斥社会公众法治观念落后的死刑案件中,民愤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被现代传媒肆意放大乃至人为炒作起来的,法院对此并无异议。分歧在于,社会公众不能接受法院的裁判结论,法院对此的解释是,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落后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所以要抵抗民愤,这在无形之中将法院与公众舆论对立起来。

李昌奎案可以说是此种模式的标本性范例。李昌奎案之所以引发举国关注,根源于潜藏公众心底的 “民愤”: 无论是 200 余名村民联名上书,还是某著名网站的民意投票结果 ( 97. 61% 的网民要求判处李昌奎死刑) ,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针对 “民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先后几次接受记者采访,对公众舆论进行了回应: 主张 1) 抵抗论, “必要的时候,法治必须抵抗公众意见的力量,抵抗对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的人的力量”。这是因为 2) 公众狂欢论,“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3) 冤冤相报论, “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提出 4) 引领论,“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 ‘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我们要引领、改造 ‘冤冤相报’、 ‘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并且进一步宣告 5) 标杆论,“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 10 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虽然本案再审改判李昌奎死刑,但无论如何,媒体和网络上的持续发酵,使得围绕李昌奎案死刑适用的各种纷争最终形成舆论焦点,李昌奎案也由一个普通死刑个案上升成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网络空间热议的公共事件,其意义显然已超越了个案本身,成为我国当下刑事法治深度演绎的一个鲜活的范本。

2.类型之二:  “人造民愤型”

与前一类型不同的是,这里所说的民愤并非自发的民愤,而是经由媒体肆意夸张乃至歪曲案件事实的产物。法院对此并不认同,并试图通过案件的裁判结论对这种 “人造民愤”进行抵抗,以避免正常的司法裁判被舆论所 “绑架”。但此时,被蒙蔽的社会公众依旧纠缠于 “人造民愤”支配之下的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加之双方关注视角的错位—法院注重裁判结论,公众则聚焦于案件事实,因此双方从误解到误会以致最终演变为冲突。

稍早于李昌奎案的药家鑫案即是如此。药家鑫案甫一曝出,即被贴上 “富二代”的标签,后又被归结为 “钢琴杀人说”,加之此案发生不久前的 “李刚门”的 “爹影重重”, “最终引爆了社会久已积蓄的对权力阶层和贫富分化的愤怒与不满”。在本案中,法院对于这种 “人造民愤”的态度固然值得赞赏,但其行为模式则让人颇为费解: 不是试图澄清被妖魔化的犯罪人以及揭开伪民愤的真实面纱,而是在庭审结束后组织了多达 500 余人的问卷调查,寻求旁听人员对本案的量刑建议。“此举反而引发了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普遍质疑,甚至被愤怒的民意解读为法院是在为轻判药家鑫 ‘寻找台阶’……于是,药家鑫案成为了检验司法公正和司法平等的试金石,当事双方家属,也不再是简单的涉案民事赔偿关系,而成为一场代表贫富阶层的司法较量”。

(二)  民怜———顺应模式

在此种模式之下,公众舆论的出发点始于“民怜”,即社会公众基于常识、常理、常情的朴素判断标准,要求法院宽恕犯罪人的集体意见。社会公众之所以提出此种要求,大致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处罚相应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不尽合理,并不符合人们的日常价值判断; 二是虽然犯罪人的犯罪性质极其严重,但是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等颇得人心。法院对这种支撑民怜的案件特殊情由也颇为同情,于是顺势而为,在法律所允许的制度空间与程序空间内,极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诉求。基于民怜的起因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 类型之一:  “法不容情型”

社会公众之所以怜悯犯罪人,并非对案件事实有所质疑,而是对据以定罪量刑的法律条文提出质疑,认为相应的法律规定并不合理,因此要求法院从宽处理。法院虽囿于罪刑法定的理念依法进行判决,但仍希望通过合理地运用程序来化解困局,努力实现合理又合法的判决。

吴英案即是典型案例。该案二审宣判后,公众舆论普遍对吴英持同情态度,或认为其不构成犯罪,或认为其罪不当死,根源则在于社会公众认为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立法设置并不合理,因为集资诈骗无论数额多大,均不同于以生命为对象的暴力性犯罪。面对 “民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一面声称该案判决符合 “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一面又不断释放信号, “吴英案在浙江省已依法走完审判程序,现已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试图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否定吴英案的死刑复核,从而为重审的改判获得程序支持。显然,重审改判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非本案的终局,而是由此 “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 在法律层面,集资诈骗罪以及相应财产犯罪的死刑设置是否合理,以及刑法立法应该做出何种变革; 在金融领域,如何为民间资本寻求出路,如何打破金融垄断; 以及更为深远的社会公平问题……使得 “一个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 。

2.类型之二:  “罪有可恕型”

在这一类型中,民怜发轫于案件本身的情有可原: 虽然犯罪人的犯罪性质极其严重,多为故意杀人罪之类的暴力犯罪,但是案前、案中以及案后情节中均存在着可以宽恕的情形。法院对之采取了同情性理解的态度,试图通过合理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制度,尽力实现情与法的协调。一直以来,这种情形在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比如 “大义灭亲”的故意杀人、伪“安乐死”的故意杀人、社会问题引发的故意杀人等。在这些案件中,犯罪人的行为无疑是法律所否定的故意杀人行为,但是案件或源于个体所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犯罪人的动机在于为社会 “除害”,所以在案件发生后,尽管犯罪性质严重,但犯罪人都能够得到公众舆论的普遍谅解与同情———要求法院 “从轻发落”。法院也认为这些案件 “情有可原”,即具有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通过判处法定最低刑、缓刑、特别减刑等方式,以尽力实现社会公众所能接受的情理兼顾的罪刑均衡。

(三)  民冤———纠错模式

在此种模式之下,公众舆论的出发点始于 “民冤”,即判决所依凭的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存在着重大错误,以致酿成冤假错案,因此社会公众强烈要求法院改判,以恢复被错误判决所扭曲的正义观念。出于可以理解但无法言明的种种顾虑,法院的表现一般先是尽力拖延甚至推诿,但在现阶段强大的社会压力以及政府推进法治进程的重大决心之下,最终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纠正了冤假错案。

呼格吉勒图案就是一起典型的错案。尽管呼格父母多年上访、新华社记者连续 5 篇内参报道; 尽管该案早在 2006 年就被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确认为冤案; 尽管真凶落网,但在长达 8 年的时间里,相关法院一直对此案搁置不理。直到 2014 年年底,在频繁上演 “亡者归来”或者真凶落网的一系列死刑错案警示之下,本案再度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经由党的 “十八大”再度重申的 “依法治国”方略的推动,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错案终于得到了迟到的无罪判决。有外媒评价本案时,认为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也离不开外界推动,但毕竟是法院系统在法律框架内部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完成,这与具有人治色彩的 ‘平反’相比,法治是最终的赢家。反思这起错案的形成以及依法纠正的过程和结果,对于推动法制建设的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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