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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杀人案件中的传播影响和舆论分析

时间:2021-06-26   访问量: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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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5日下午16时,在安庆市步行街,一男子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6月7日14时,上海杨浦区邯郸路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被害人王某经现场确认已死亡……近期,我国暴力杀人案件增加,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公众如何看待暴力杀人案件,主流媒体如何报道,这类案件又将掀起怎样的舆论浪潮?本文将从近期暴力杀人案件展开分析,探讨暴力杀人案件的传播影响力和舆论走向。

对比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和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在报道“安庆步行街杀人案”和“上海杨浦区邯郸路伤人案”的异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缺失,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和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有局部报道。在微信排版上,新京报和澎湃新闻都并未将这两者新闻放在头版,其中澎湃新闻在推送这两则暴力杀人案时,头版新闻分别为“打个疫苗,还能收获爱情?”和“今天,被这位高考女孩可爱到”。新京报和澎湃新闻对这两则案件的报道也仅仅是转发了当地公安的通告,并没有深入调查案件的起因经过,缺乏全面的现场报道和后续报道。新京报和澎湃新闻关于两则案件的推文阅读量达10万+,新京报评论区仅有少量留言,而澎湃新闻完全关闭评论。

1972年,美国学者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人民日报、新京报和澎湃新闻在传播暴力伤人案件中,存在缺位或丧失报道主动权等问题。在微信排版上,普通社会新闻优先暴力伤人新闻。内容上,转发当地警方信息或当地官方新闻信息。此外,第三方媒介平台不断加强内容审核,大量民间公众号在转发、评论该案件时遭到平台方删稿。公众受主流媒体报道影响,对暴力伤害案件的关注度下降,二次传播动机下降。对暴力杀人案件采取沉默式传播,可能造成公众漠视他人生命,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中变得麻木、冷血。

暴力伤人事件发生后,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引发舆论。公众根据案件细节展开讨论,如案发地点、时间、遇害者和伤人者的身份。公众对暴力事件的关注重点不同,意见信息分层。随后,官方媒体和民间意见领袖发表观点,引导意见信息交汇,最终形成舆论。在部分暴力事件中,警方和主流媒体“缺位”,大量谣言趁机在网络中泛滥,影响舆论走向。即使谣言被澄清,但舆论方向难以扭转。在“上海杨浦区邯郸路伤人案”舆论发酵过程可以看到,除了话题敏感所引发的舆论热议外,网络中还有一些煽动性信息和不实信息,导致舆论混乱,舆论失焦。部分网友受煽动性信息和不实信息影响,只关注伤人者和受害人是复旦大学教师,而忽略其他信息,一味攻击复旦大学。

公众对于舆论事件的围睹,源自人的同理心和好奇心。但是由于在场的缺失,多数旁观者并不能对事件拥有一个全知的了解。因此,在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泛传播语境下,真假信息鱼龙混杂,极端情绪一触即发,舆论方向随时改变。在成都49中事件中,个别网友恶意传播谣言,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和人,煽动舆论,将公众对一个年轻人生命凋零的惋惜转移到了仇视境外势力。著名爱国学生(微博大V)赵皓阳前往现场调查,却被网友认为是境外势力,于是调查境外势力的人被当做境外势力。赵皓阳亲自发微博澄清,但网友并不买账,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证明赵皓阳就是境外势力。在煽动性信息和不实信息影响下,公众讨论逐渐背离事件本身,并差点成为一场党同伐异的舆论围猎。

与微信相比,暴力杀人案件在微博的传播更快、更全。6月5日微博热搜“安庆人民路伤人案致5死15伤”,6月7日微博热搜“上海持刀伤人”,网民积极参与讨论。不少网友抱着“吃瓜”的心态发表评论,但大部分网友是在谴责伤人者和惋惜受害者,也有网友询问、讨论伤人者行为背后的原因。部分微博大V担任起暴力伤人案件中的意见领袖,他们收集、整理多方信息并发表评论,引导观众朝更深层次思考,如在“安庆步行街杀人案”中,部分网友提供伤人者的具体信息并试图从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他的行为动机。

纵观2021年上半年媒体和公众对暴力杀人事件的关注和传播远不及前几年,暴力杀人事件的传播力明显下降。“安庆步行街杀人案”和“上海杨浦区邯郸路伤人案”与2019年红谷滩杀人事件、张扣扣杀人案和2020年的杭州杀妻分尸案相比,社会关注度远不如后者,前两则案件甚至不足以形成舆情。为何媒体对暴力伤人案件的关注度骤减,而暴力伤人事件却并未停止?

从3月1日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持刀伤人事件到6月7日14日上海杨浦区邯郸路持刀伤人案件,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各种恶性暴力伤人事件,伤人背后原因各异,但伤人方式大多为持刀和驾车冲撞。各类暴力伤人案件似乎存在模仿犯罪,一系列伤人案件形成“维特效应”。追溯早期媒体报道暴力伤人案件时发现,媒体为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和满足人们的猎奇性需求,采取断章取义式报道,使用暴力血腥的图片和视频,而这些血腥的画面会深深印在人的脑海里,引发效仿报复社会的想法。暴力作案的目标和手法都会成为下一个想要报复社会的人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过度报道报复社会性伤人案件,可能会造成公众恐慌,增加公众安全成本。暴力杀人案件传播不当将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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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应用与发展,我国的网民规模正在快速增长,网民主体的年轻化,使其由于缺乏经验和阅历,容易对事物产生偏见,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容易情绪冲动,产生“以暴制暴”的想法,极易受到煽动。年轻人在看到网络舆论时,会以看到的能够引起个人共鸣的观点作为行动的导向,从而导致使用偏激的方式进行解决,造成网络舆论环境的混乱,使得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暴力的气氛,给网络环境治理带来困难。同样,网民的这种暴力想法会变成现实中的网络暴力,对当事人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带来一定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知乎、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纷纷加入信息传播矩阵。在各大媒介平台上,公众对暴力伤人案件的态度普遍是“严惩罪犯,逝者安息,生者警醒”,诅骂伤人者,并且要求法律严惩,喊出“唯有死刑方能平民怨”的口号。即使伤人者被判处死刑,遇害者能真正安息吗?生者又该如何警醒呢?2020年12月4日,安徽省望江县一女子欲投河自尽,两名民警在安抚过程中,女子突然跳入深水区,经抢救无效死亡。网民在不了解救援条件和事件情况下仅凭结果指责当事民警,媒体为获取流量纷纷转载并对当事民警采取负面报道,望江县警方通报涉事民警停职查办。一时间,民警的冷漠和见死不救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对暴力伤人案件的传播,仅仅停留在表层信息,将激化公众的负面情绪。由情绪取代理性思考,舆论的焦点只会停留在作恶者的惩罚上,进而无形之中施压司法部门,可能造成媒介审判。

恶性暴力伤人事件频发与社会戾气有关。公众对作恶者充满愤怒,口诛笔伐,并在各种媒介平台上传播愤怒,经由病毒式传播后,网络变成了社会戾气的容器。伤人者基于各种原因,未能获得外界援助,并网络中沾染了社会戾气,将积压在内心的不满、愤恨转化为行动。如果青少年从传媒暴力中吸取了错误的观念,认为暴力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那么他产生暴力犯罪的几率无疑将大增。暴力行为在媒介传播下又将加剧社会戾气,不断往复,恶性循环。

正确传播暴力杀人案件和积极引导公众舆论对化解社会戾气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报道暴力或自杀案件,在如实报道案件的同时,也要提供可以替代自杀来解决人生问题的方式,比如心理热线号码、心理咨询网站等。其次,学者萨瑟兰认为:没有他人的影响,犯罪不可能产生发展,对犯罪行为的学习包括对犯罪技能、犯罪动机、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后如何克服因犯罪活动产生的恐惧心理等的学习。如果犯罪手段的描写对于报道事实并非一定必要,不要对犯罪手段或实施细节进行过多过详尽的描写,以免被潜在罪犯模仿。然后,减少血腥和失控画面的传播,避免煽情式、渲染式报道,降低暴力伤人案件对公众的视觉冲击力。最后,传播暴力杀人案件时增加人文关怀,对受害者多给予人道主义关心。在校园暴力事件中,避免将未成年人有关信息外泄,不得在案件报道中自作主张的公布受害人的相关信息对公众。、受害者给予人文关怀,共同化解社会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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