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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桂生:死刑在印度

时间:2010-08-31   访问量:2536
【学科分类】刑法总则 【出处】《刑事法评论》(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317页。 【摘要】死刑是当前我国刑法研究的重点问题。印度是和我国人口相近的大国,以印度作为样本加以对照研究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印度1999-2007年间死刑执行数量仅为1人,这主要源自于其较少的死刑罪名、独立和富有争议性的死刑刑事司法和审慎的死刑执行制度。若把印度1999年来未执行死刑的地区划入事实废除死刑区域,依照新的统计,世界上保留死刑的人口比重优势已经消亡,这将强烈地影响死刑的未来走向。 【英文摘要】As a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India is an important sampl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n China.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only 1 execution in 1999-2007 in India could be attributed to its relatively lesser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independent and controversial judicial system and prudent execution institution. If we consider the regions without execution since 1999 in India as abolitionists de facto, significantly, the population in abolitionists of the world is dominant. 【关键词】印度;司法、行政限制;执行制度;废除死刑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他把他的刀剑当作他的上帝,当他的刀剑胜利时他自己却失败了。 -- [印]泰戈尔:《飞鸟集》第45段 国家不该带着仇恨进行惩罚。 --(孔雀王朝)阿育王(Emperor Ashoka) 印度,一块古老而略带神秘的土地,拥有着近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世界第二(11.319亿)的人口总量,世界第七(328.7万km2)的领土面积, [②]这些数据使任何一个有全球视野的研究者都不敢忽视印度。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45年前的中印冲突,中印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微妙状态。国内对印度总是缺乏了解,甚至有意将其忽视,这导致国内在相关信息上互相矛盾。在死刑制度上,国内刑法学界对印度死刑的了解也仅仅是来源于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论述,以及仅仅只考虑印度是保留死刑的国家就不作更多的研究。 虽然我国学界已经在死刑问题上呈现废除死刑的压倒性优势,并且国际上废除死刑的浪潮已经无法遏制(137个国家废除死刑,占世界196国的69.90%), [③]但是我国实际上仍是保留死刑的重要阵地,为了对此情况有一个更好的科研背景比照,本文选取印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ia)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再一次进行"西天取经",回味这古时"西学东渐"的探索之路,毫无疑问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在此间将尽最大努力搜求印度死刑的相关资料, [④]并从死刑制度横向分析的角度,对印度死刑做一系统的比较刑事法研究,以形成死刑制度的学理新解读,在实证性地比较对中印死刑认识状况的基础上,最终为论证死刑的天然不公正性这一命题添砖加瓦。 一、破题:研究印度死刑的必要性 在英国犯罪学家罗吉尔·胡德的《死刑的全球考察》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近年来印度判处死刑的人数与这个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仍然是很少的--在1996~2000年的5年间只有49人--被执行的人数就更少了,同时期内显然只有5人,最后一起执行是在1997年。" [⑤]这样死刑执行数字,相对于印度这个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毫无疑问是很少的。我国同样作为保留死刑的人口大国,(和越南一样)死刑执行数字至今仍是国家机密,不过通常认为,我国的执行数量要在7000人/年以上甚至超过1万人/年(根据相关说法,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有明显减少),大赦国际查明的已知数字是中国在2002-2007年间共执行7836人。 [⑥] 陈兴良教授在《死刑备忘录》中写到,即使是人口与我国相去不远的印度,2004年8月14日对达南约·查特吉(Dhananjoy Chatterjee)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一座监狱执行死刑, [⑦]这是该州13年来首次执行死刑,并是印度9年来首度执行死刑。印度最高法院1982年规定,死刑只能用于"少之又少的案例"。过去十年里,虽然有几名犯人被判死刑,但因为向高级法院提请的上诉未决或得到了宽大处理,目前都还没有被执行。印度之前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995年的泰米尔纳德邦,死刑犯为一位机动黄包车司机,他被裁定谋杀多名妓女被判处绞刑。 [⑧]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么印度从1996年到2003年长达8年的时间里均为零死刑,即没有执行过一起死刑。看到这则新华社电讯,几乎使人怀疑其真实性。无论如何,司法裁量对于限制死刑意义重大。 [⑨]言至此,笔者写作本文的目标,至少就应该是解开这则报道上的层层谜团,证实印度死刑制度的重要信息,若能更进一步,则将引发我国死刑制度的深深反省,从而为在我国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做出学术贡献。正如"我们在黑暗中,只有想象力在暗中奔驰,并创造着不寻常的东西。然而我们也等待着实证和划时代科学发现的闪电,照亮进一步前进的道路。" [⑩] 在印度死刑执行(不同于死刑适用)现状上,内政部国家犯罪记录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NCRB)负责在其报告"监狱数据"中发布关于被执行死刑或者死刑判决人数的数据,这一报告自1995年开始发布成为公开数字。 [11]虽然有印度本土学者认为这一数据有不准确的可能,但这确是目前见到的最完整可信的数据,而且从笔者的研究来看,关键是获取印度死刑执行的相对准确的数目,那么此意义上,该数据的不可靠性是最低的。1995年前,没有任何官方公布的关于被执行或者宣判死刑的人数的数据,不过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部分有关的信息。 [12]从1995到1998年间,NCRB 的"监狱数据"记录了24个死刑执行,在1999到2003年,没有死刑执行为人所知,2004年的死刑执行,使该数字增至25个(1995-2007)。假若没有2004年的死刑执行,今年印度就已经可以根据"十年规则"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了。由此看来,印度2004年前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应该在1998年而非(《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和C·瑞·库玛说的)1995年和1997年,亦即从1999至2007年的九年间,据已知数据,印度只执行了1例死刑。 [13]对此,"监狱数据"和"大赦国际"1997-2007年11年的年度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如下: 表1 1997-2007年印度被宣判死刑罪犯数量和死刑执行罪犯数量统计表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监狱 数据 宣判数 无数据 55 155 165 106 126 142 125 164 无数据 无数据 执行数 1 3 0 0 0 0 0 1 0 0 0 死刑减为无期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303 301 142 179 1241 无数据 无数据 大赦 国际 宣判数 40 35 18 30 16 29 33 23 77 40 100 执行数 5 0 0 0 0 0 0 1 0 0 0 无论是根据"监狱数据"还是"大赦国际"的数据,抑或是其他相关数据,2004年的死刑执行都是近九年间(1999-2007)印度所为人所知的唯一一起死刑执行。"大赦国际"2008年年度报告中已经出炉,印度2007年死刑结果仍然是零执行;其他领域如"监狱数据"以及相关学者的资料亦未见2007年印度有死刑执行。2008年同样未见有死刑执行。故而,若到2014年8月15日还是这个数字的话,那么印度即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在印度国内的死刑研究上,由于缺乏NGOs [14]、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其他公民社团/团体的废除死刑运动(虽然他们有原则性的立场,但却无重大行动),相比而言,其国内较少关注死刑的积极分子或者学术研究。 [15]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印度,侵犯人权现象特别是监禁死亡、 [16]拷打以及执法过度较为严重, [17]以致人们并不认为死刑是很值得关注的领域。死刑与综合的"数字游戏"比起来微不足道。例如,根据大赦国际引用的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NHRC)的数字,在1999-2000年间,有1143人死于警察和司法监禁,同期内没有死刑执行情况报告,过度司法案件的数量也不得而知。 [18]但是,这根本不妨碍研究印度死刑对于我国的意义,因为死刑执行和刑事程序中致死是两个问题,我国国内两个问题都存在,而且两个问题可能比印度都更为严重,本文所针对的仅仅是死刑问题,在该问题上中印两国的差异明显足以使我们全面关注印度死刑,以给国内死刑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取经:印度死刑制度的法律架构 印度死刑法律制度应该来说在立法、司法、执行上都存在的不同的特定,不同层面的制度运作甚至死刑观都有着差异和冲突,可以说印度有着相对保守的死刑立法、争议的死刑司法、审慎的死刑执行制度。 (一)死刑制度之刑事实体法 现行1860年《印度刑法典》起源于英属印度,是现当代印度最重要的刑事法律,其共计511个条文,总则中第53条规定了刑种(包括死刑),分则条款共391条中只有10个条文挂有死刑,分别是 [19]: 表2 现行《印度刑法典》中的死刑 条文 内容 性质 第121条 对印度政府进行战争,或企图进行战争,或帮助进行战争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事犯罪 第132条 无论任何人,帮助印度政府陆、海、空军的军官、士兵、水兵或空军人员实行叛变,如果叛变由于这种帮助而实施,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可达十年监禁,并处罚金。 国事犯罪 第194条 无论任何人,作伪证或制造假证据意图使或明知会使他人构成依法应处以死刑的犯罪,处无期徒刑或可达十年的严厉监禁,并处罚金;如果一个无辜的人由于该伪证的结果被定罪并被处以死刑,处死刑或依前款规定处罚。 生命犯罪 第195条A 威胁或引诱他人作伪证,并导致无辜的人被判罪或者死亡。(2005年增补) 生命犯罪 第302条 无论何人构成谋杀罪 [1],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生命犯罪 第303条 无论何人,在无期徒刑的执行期间犯谋杀罪的,处死刑。 [2] 生命犯罪 第305条 无论何人,帮助未满18岁的人、精神病人、神志不清的人、智能低下的人或醉酒的人,实行自杀的人,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可达十年的监禁,并处罚金。 生命犯罪 第307条 无论何人所实施的行为,根据其目的或对行为的认识,如该行为致人死亡,将构成谋杀罪,处可达十年的监禁,并处罚金;如造成他人伤害的,处无期徒刑或前述刑罚。处于无期徒刑执行中的人构成本犯罪,如造成伤害的,处死刑。 [3] 生命犯罪 第364条A 无论何人绑架或诱拐他人并使之处于拘禁状态,杀伤、威胁杀伤或以行为引起杀伤的担忧,以胁迫政府、外国、国际或政府间组织以及其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或者勒赎,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997年增补) 严重财产犯罪及生命犯罪 第396条 如果在实施土匪罪时,其成员之一实行谋杀的,实施土匪罪的每一个人,都应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可达十年的严厉监禁,并处罚金。 生命犯罪 [1] 最重要的生命犯罪--谋杀罪主要规定在《印度刑法典》第300-301条,第300条规定:"除本条所列的例外情况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杀人,构成谋杀罪:第一,以杀人为目的而致人死亡的行为;第二,明知自己的伤害行为会致人死亡,而实施的伤害致死的行为;第三,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基于伤害的企图而实施的,但行为人企图造成的人身伤害在通常自然情况下足以致人死亡;第四,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致人死亡,或明知自己的伤害行为会致人死亡,又不具有冒致人死亡危险的理由或上述伤害条件,而致人死亡的行为。"该条还通过创设例外的方式规定了受挑衅、错误、偶然、防卫过当、超越职务范围、激情犯罪、受害者同意等情况不构成谋杀罪(当然可能构成更低度的无死刑的杀人罪)。第301条规定:"一个人实施他企图或明知会引起他人死亡的行为,其结果却造成非他希望或知道的人死亡而构成杀人罪时,其罪名,与他致死他所希望或知道的人死亡时一样。" [2] 该死刑条款在Mithu v. State of Punjab(AIR 1983 SC 483)中被印度最高法院驳回,认定该条违反宪法第21条。因为其不仅否定司法裁量的范围,而且认为无根据地无期徒刑罪犯是危险种类,故而第303条之死刑实际上是不可能适用的。此种违宪意见亦见Bhagwan Bax v. State of U. P. , 1984 Cr.L.J. 928 (S.C.)-para 1 of the report, indicated in R.Deb,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Criminal Law & Investigation, Vol. III, S.C. Sarkar & Sons Private Ltd. Calcutta, 1997, p.1282. [3] 该死刑条款被LCI认定为违宪,其逻辑和第303条一样,即会导致恣意和压迫,违反宪法第14条和第21条,故而建议废除第307条第2部分(含死刑)。故该条死刑也已经名存实亡。See Law Commission of India, 156th Report on The Indian Penal Code, August 1997, New Delhi, pp.59-60, 349. 在这10个条文中有8个是涉及人命的犯罪(其中2条违宪), [23]亦即《印度刑法典》中的死刑主要是针对故意杀人这类犯罪的,当然在共同犯罪(第34条)和教唆犯罪(第109-111条)的场合也可能构成死罪;印度著名学者哈日·辛·郭尔(Hari Singh Gour)认为,死刑罪名实际上只有两个,即叛国和谋杀。生命犯罪自然比财产犯罪严重,(立法)将死刑限制在谋杀,而对强奸抢劫处以监禁,能阻止强暴抢劫者将已经实施的强奸抢劫等罪行进一步演化为谋杀。 [24] 除以规定普通犯罪和刑罚为己任的《印度刑法典》外,其他有死刑规定的法律有:①军事和准军事立法。如1950年颁布的《空军法案》、《陆军法案》、1957年《海军法案》、1986年颁布的《国家安全防卫法案》(第15、17、18条对危害国家安全及恐怖活动、兵变、(军事)职务逃亡适用死刑,由总安全防卫法院判决)和1992年颁布的《印度西藏边境警察兵力法案》(第16、19、20条对敌人和恐怖分子、兵变、(军事)职务逃亡适用死刑,由总兵力法院判决)。②社会安全立法。有1967年颁布的《防范非法活动法案》(2004年修订)、1987年颁布的《防范恐怖及分裂活动的法案》(TADA,终止于1995年)、2002年颁布的《防范恐怖主义法案》(POTA)(第3(2)(a)部分)、以及1999年颁布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集团犯罪控制法案》等地方立法。③其他立法。最近几十年中,在"社会"立法中也可发现关于死刑的规定,包括1987年颁布的《防范殉夫自焚的法案》以及1989年颁布的《低种姓和低部族(防范暴力)法案》(第3(2)(i)部分)。另外,在1959年颁布的《兵器法案》(1988年修订,第27.3条规定违禁用枪致人死亡处死刑)和1985年颁布的《麻醉品、毒品和精神药品(防范)法案》(1988年修订,第31A条) [25]中,加重惩罚也可以导致死刑。 [26]这些都是近50年来特别是1980年以来的涉死刑的立法,较之于从前,印度死刑圈的范围有所扩大,立法上出现了死刑从谋杀罪扩及恐怖犯罪之类的严重犯罪的趋势,事实上主要集中在军事法律和国家安全法律上,这可能也是近年死刑宣判数增加的原因之一。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法律中,也有宽赦和免除的规定(如《国家安全防卫法案》第124条、《印度西藏边境警察兵力法案》第142条等)。死刑立法增加的背景是由于恐怖主义犯罪的严重化,印度立法跟随西方潮流调整了军事政策和恐怖犯罪刑事政策,开始转向"轻轻重重,以重为主"。不过,正如前所述,由于印度死刑立法中有一部分罪名违宪或违反国际法限制死刑的规定,在将来很有可能走向废除。 (二)死刑制度之刑事程序体系 1.印度死刑司法制度考察 (1)死刑的司法限制--刑事司法管辖、审级制度 1973年通过的现行《印度刑事诉讼法》 [27],生效于1974年4月1日,共计484条正文、2个附表 [28],至2006年8月2日,有504条正文(增加20条)、2个附表。现行1950年《印度宪法》 [29]在颁行之初有22篇395条正文和8个附表,经过多次修正,至2004年有444(增加82条,同时废止33条)条正文和12个附表。死刑从属于重刑范畴,故而在《印度刑事诉讼法》第2条中就开宗明义地将死刑案件列为是需要"授权证的案件"(warrant-case)。印度最高法院认为,《印度刑事诉讼法》有从死刑转向无期徒刑的趋势。 [30]印度死刑的司法限制是比较严格的,不仅涉及到《印度刑事诉讼法》的系统规定,而且包括了《印度宪法》的部分规定。 印度司法体系分为印度联邦最高法院、高等法院、下级法院,下级法院中主要是各邦(或称州)下设的县法院,县法院下设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岁入法庭,其中刑事法庭又依次下设季节法官法庭(The Court of Session Judge)、一级治安推事法庭(Court of First Class Magistrates)、二级治安推事法庭、三级治安推事法庭,分别处理由重到轻的刑事案件。其中,作为刑事法庭下设的最高级别的季节法官法庭负责审理包括谋杀以及由一级治安推事指控的严重案件在内的重型刑事案件(即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案件--引者注),有权实施法律规定的任何刑罚,但是判处死刑必须报邦高等法院(至少由2名法官)确认批准(《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66条、第369条), [31]在由季节法官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被告人不得处于无防御之状态,若被告人处于无辩护人状态,法庭有义务为其安排适当的辩护力量; [32]另,印度政府亦可以指定一个抗辩人(pleader)为被告人向高等法院启动和进行上诉。 [33]邦高等法院接到提交的案件后,应尽快将带有高等法院及具体办事人印鉴的确认令附件送达季节法院。 [34]高等法院是死刑犯的第一上诉法院,不仅要纠正(错误),如果法庭认为为了确证出入罪而有必要的话,则须亲审案件,在取证上,并进一步进行问讯或取得附加证据, [35]被告有在场权;当然也可以在其主导下由季节法庭来取证,此时取证结果必须经过证实后才反映给高等法院。 [36]高等法院在此阶段有权要求对任何涉及被告人有无罪的证据进行进一步查证(《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67条)。在高等法院确认死刑阶段,其必须明察案件之秋毫然后作出独立的处刑判决,而不能受制于初审法院的自由裁量。 [37]该阶段高等法院可以:①确认判决,或依法授予其他判决的授权证;②取消定罪,确认季节法庭可能定的任何它罪,或基于同一起诉或修正的起诉指令再审;③无罪开释。此阶段,高等法院确认之命令仅有在优先上诉权期满或依法上诉已经被处理后方可做出。(《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68条)。 《印度宪法》第134条规定:"印度境内高等法院,对刑事诉讼所作之判决、最终令、或定罪,有下列情形者,其上诉应向最高法院提出:(甲)高等法院对一上诉案改判被告之开释令为死刑;或(乙)高等法院自其直属下级法院调出案件自行审理,在此审理中,判定被告有罪并宣告其死刑者;或(丙)高等法院证明该案件系适用于上诉至最高法院者……国会得以法律授予最高法院以进一步之权力,使受理对于印度境内高等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所作之任何判决、最终令或定罪之上诉,但须遵循该法律所定之条件与限制"。故而,若高等法院受理上诉时发生三种情况:①将原判开释的被告改判为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79条);②或者从任何下级法院调出案件自行审理并判处被告死刑;③或者高等法院(依据《印度宪法》第134A条)证实适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最高法院则享有上诉管辖权。《印度宪法》第132条规定,"印度境内高等法院之判决、宣告或最终令,无论属于民事或刑事或其他诉讼,若高等法院证明该案涉及有关宪法解释之法律实质问题时,该案之上诉应向最高法院提出。当高等法院拒绝作此种证明,而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件涉及有关宪法解释之法律实质问题时,则最高法院可特准对此种判决、宣告或最终令提出上诉。在如此证明或特准后,该案件之任何一造,得根据任何上述之类问题判决错误之理由,如获最高法院之许可时,并得根据任何其他理由,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该条实际上是违宪审查制度的反映。《印度宪法》第136条规定了最高法院对于除军事法律之案件以外的任何案件,都可以裁量给予"特殊许可"上诉至最高法院。依照《印度刑事诉讼法》第415条规定,仅当《印度宪法》第132、134、136条规定的上诉权期满或未满而已被处理,或者给予了当事人足够的时间以申请"特殊许可"后,高等法院才可将判决交付执行。 [38] 这里,在"特殊许可"(Special Leave)的授予上有一定问题:即向最高法院需要"特殊许可",其必须由高级法院授予或者最高法院必须在此之前授予上诉的特别许可。现在有数据表明,很多死刑案件都不被授予上诉许可,并且在最初最开始阶段最高法院就予以驳回,这在1957-1962年间达到了90.5%(LCI第35次报告),根本不考虑允许上诉。不过近年有了转机,印度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 of India, LCI)报告《LCI第187次报告:死刑执行模式及其他,2003》认为,应当使死刑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强制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法定权利,即便是在军事案件中也应如此。 [39] 表3 印度死刑之管辖与审级 (2)死刑的司法限制--"少之又少"原则 1950年《印度宪法》没有废除死刑,《印度刑法典》对生命犯罪优先适用死刑,但是1973年《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54条第3款)对此作了限制,即当法律对犯罪设置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时,法官若判处被告人死刑,则必须说明"特殊原因"(special reasons)。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慎重死刑司法制度。 A. "特殊原因" "特殊原因"对于印度死刑司法控制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也是印度死刑中著名的"少之又少"原则(the "rarest of rare" formula,亦即"稀罕中的最稀罕")的核心内容。在2002年的Lehna v. State of Haryana一案 [40]中,最高法院认为,1973年《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60条是1898年旧《印度刑事诉讼法》第562条的翻版,主要是系统规定了缓刑制度,第361条则是新加的,即要求法官必须明示不适用第360条的"特殊原因",因此第361条是施以法院以适用第360条的义务,除非其提供"特殊原因",以证明在充分考察了犯罪人的年龄、性格、祖先以及其犯罪的环境之后该犯罪人仍然是不可感化和改造的。这表明感化和改造(而不仅仅是威慑)正在成为印度司法正义的首要目标。第361条和第354条第3款同时被采纳表明犯罪学的新潮流涌现于立法之中,即承认上述的年龄、性格、易于改造等原因必须在判决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特殊原因"必与此有所联系。 从印度死刑刑事司法史角度看,在1974年4月1日以前,依据旧《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67条第5款,在一死罪案件(即便是谋杀罪)中,若法院没有判处死刑,就应在判决书中给出不判死刑的理由。到1955年第26号法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该条之后,在缺乏可宽宥事由的情况下,应该将判处无期徒刑作为正常刑罚就不是错误的了(且不需为更轻的判决提供特殊理由),于是,法院对死罪案件拥有了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两者之一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他的判决说理; [41]因此,死刑作为谋杀罪的正常刑罚这一正式规则不再有效了。该修正案使得法院不再被要求陈述不判死刑的理由,但他们明显偏向了更轻的刑罚。 [42]1974年4月1日以后,新法的生效使得只有具备特殊的事实或情状才能判处死刑,即要求不具备"特殊原因"不能判处死刑。在State of Rajasthan v. Badri一案中,法院若不确证谋杀之原因,或者谋杀是基于使用重型武器结束了被害人的生命,但未造成对被害人的残酷折磨,那么就不能认为是需要判处极性的恶性案件。 [43]不过,司法部门对"特殊原因"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从适用范围严格到宽泛的过程,即"特殊原因"渐趋多样化。原来,当"特殊原因"仅限于与罪犯有关的要素,而非与犯罪本身有关的要素时,"特殊原因"仅指考虑到罪犯的情况、法律指令以及犯罪次数的特殊的原因,也就是考虑到目前在犯罪学和相关学科领域的思想的特殊的原因。特殊原因就是那些使犯罪分子不可补救的原因,与其人格和犯罪倾向、改过自新、立法政策以及在(刑事)处理方法方面的进步有关系。 [44]有些人认为,"特殊原因"实际上违反立法机关愿意而废除了死刑。 [45]Krishna Iyar法官认为,这种立法政策的意图是"谨慎地部分废除和向完全保留(死刑)的一个撤退"。 [46]其后,1980年最高法院在Bachan Singh v. State of Punjab((1980) 2 SCC 684)一案中认为死刑并非不合理的、残忍的和异常的刑罚,确认了死刑的合宪性, [47]同时驳斥了"特殊原因"只能与罪犯有关的说法,主张还需考虑犯罪、被害人、犯罪对社会的影响,并维护了死刑存在的合法性;但补充道:除非犯罪及其情状表明犯罪人的存在是对社会的威胁,且判处无期徒刑仍然不够,才可判处死刑,法院应以判处更轻刑罚为原则,判处死刑为例外。除非州(邦)法院有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否则我们就认定被告具有改过自新的潜在可能。法庭多数还认为:"对于人的尊严真正且宽容的关怀要求对以法律工具剥夺生命进行抵抗。死刑只有在替代刑被毫无疑问地排斥掉的少之又少的案件中被适用。" [48]最高法院还表示,杀人犯杀人后的自责、悔罪或者忏悔的法庭判决是符合目前的刑罚学趋势以及刑事诉讼法提出的判决政策的。"特殊原因"多样化的结果是积极适用死刑数量的增加,但是2002年最高法院的解释把广泛的考察范围作为排除死刑适用的因素,事实上对"特殊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 [49] 具体而言,虽然印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五人组(a five-judge Constitutional Bench)基于著名的《LCI第35次报告:关于死刑,1967》 [50]而支持死刑的合宪性,但该审判组也得出结论:"对人类生命尊严的关注使我们不能通过法律手段剥夺人的生命。除非在极少情况下,其他可供选择的做法都不可能,否则我们不能通过法律手段剥夺他人的生命"。Bachan Singh案审判组认为,这一"少而又少"原可以例证性的"可加重罪行的情况"和"可使罪行减轻的行为"为基础, [51]在死刑案件的判决中,法官必须牢记这些因素。该案被告提出了没有对"特殊原因"做正式定义,从而导致过于武断下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52]审判组反对将"特殊原因"视为可以武断和任意裁量死刑的根据,也反对将这些"特殊原因"标准化,即便要使之标准化,也应由立法机关去做,因为代表人民的议会比深居法庭的法官更了解这样的工作。 [53]最高法院赞同前述的"可加重罪行的情况"和"可使罪行减轻的行为",以使之在不得不选择死刑判决的极端案件中适用,其进一步指出,可减轻罪行的行为应有一种谨慎而人道的"宽大广泛的解释",因为法官"绝对不应该是残忍的"。Bhagwati法官在其持异议的判决中认为,死刑不具有合法的社会功效,而且死刑的采用是随意的、不合理的,因此死刑是不合法的。这一观点为废除主义者继续其废除主义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54] 确实地,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事实上也一直在社会保护和死刑限制之间摇摆,在Machhi Singh一案中,审判组建议法官在判处死刑时考虑以下两个问题:a)无期徒刑是原则,死刑是例外。该犯罪行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其不能被判终身监禁而必须处以死刑?b)在最大限度考虑了有利于罪犯的可以减轻罪行的条件之后,该犯罪行为有什么情况使其除了死刑没有其他的惩罚方式可以选择?但是,惩罚的功能在于通过给予一个集体性的受损感情的表达机制或解决社会纠纷以重建社会信心, [55]该案又对"少之又少" 引入了"大众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原则,即触犯社会愤怒的若干情况,并且在此情况下,仍要注意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的平衡,最终,该案中三人审判组考虑了Bachan Singh一案之准则,并认为Machhi Singh一案尚无严重罪责的证据,故无必要动用死刑。 [56]实际上在最高法院的很多判决中,法院支持死刑而没有考虑"少而又少"原则,或者对"少而又少"原则产生误解乃至阴奉阳违。另外,高级法院在很多案件中被谋杀的恶行或者惨无人道的谋杀手段所激怒,但是最高法院的很多审判组在同样残忍的案件中实施了减刑。 [57]这不仅说明了死刑在印度司法中的动荡的地位,更说明了在最高法院不同审判组之间、高级法院之间、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之间、不同法官之间、同一法院面对不同的案件之间都存在不一致的意见, [58]甚至在死刑执行是否合宪上都并不一致。 [59]BlackShield教授在其《印度的死刑》一文中在分析了70多个死刑案例(其中37个涉及《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54(3)条"特殊原因")指出:法庭的具体组成导致死刑判决上的不一致,但其也导致同案异判、罪刑失衡的弊端。 [60]虽然也有人说这是法院的挫败感的表现,但这背后不可避免地有法官独立审判制度作保障。 B. 其他慎重死刑司法制度 除了"特殊原因"外,"少之又少"原则还和另外一些慎重死刑司法的制度有关。LCI在《LCI第35次报告:关于死刑,1967》列出了如下图表,对当时印度防止"死刑错案"司法制度作了概括性描述: [61] 表4 LCI对印度防止"死刑错案"司法制度的概括性描述(1967) 担忧 制度保障 (1) 在基于口头证据和情景证据的定罪判决中,口头证据和情景证据有弱点 审讯会在有经验的官员处进行;死刑判决由季节法官作出,且应由高等法院至少2名法官确认;还有进一步的有限上诉权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证据之不足的仔细考量。 (2) 证人会说谎 除了防范伪证的通常措施,即除由辩方律师交叉询问证人外,法官有权审查证人之举止并考虑其与先前在警方或负责的地方长官前的陈述是否有冲突,且《印度刑法典》第194条对此作了特殊防范。 (3) 法官在衡量证据时会出错 错误的衡量会由高等法院至少2名法官来纠正,他们也处于确认程序中。 (4) 被告会被律师不称职地代理 这主要是法律援助的问题,需要单独专门解决。 (5) 刑事调查中的腐败和不良行为 杀人案件的调查经常是由高级警官来亲自办理,或由其直接主导。 (6) 没有能力将案件诉至最高法院即导致被处以死刑 涉及死刑的案件,即便是现在,都必须审理于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大量拒绝许可说明现行法的已足以抵抗事实错误,不必要均上诉到最高法院。 具体而言,除了LCI的概括性描述以及考虑公诉方对死刑案件的重视外, [62]针对被告人慎用死刑的司法制度主要包括证据法则、诉讼程序、特殊人群等方面,以下将详细展开。 首先是证据法则。《印度证据法》(1872年) [63]第40条规定了法院不得重复审理已审判的案件,从而"禁止双重危险";第53-5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通常)良好品格之证据是有相关性的,而不良品格(如前科)之证据是不相关的,除非不良品格本身在案件中即构成争点;当然,(第140条)品格证据证人需被交叉反复询问。第60、64、68条规定,口头证据必须是直接证据,而文书证据须被证明为首要证据,法定文书证据必须被质证。前述1983年Machhi Singh一案和1998年Sheikh Abdul Hamid & Anr案以及Gurnam Singh & Anr. Vs State of Punjab案 [64]都强调了定罪证据的决定性作用;在前面论述审级制度中也涉及到了诸如被告在高等法院取证时有在场权等慎重死刑司法之制度;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案例,1996年,在Raja Ram Yadav v. State of Bihar一案中,由于唯一的有罪证据是一名9岁幼童的证言,即便被告人是杀害6人的冷血杀手,其也被减刑为无期徒刑。 [65]在2001年的Suresh v. State of U.P.一案中,对于以未成年人证人之证据为定罪证据的死刑案件,即便证据有真实性,为慎重起见,也不能判处死刑。 [66] 其次是诉讼程序。这主要体现在听证程序、禁用简易程序、赦免程序以及上诉程序等方面。①听证程序。在适用"少之又少原则"中并没有一致或可靠的标准,为了限制期间的自由裁量,严守判前听证程序就成为必要。 [67]《印度刑事诉讼法》第235条第2款引入了对非缓刑之判决的听证程序:"如果被告被判决有罪,在没有进入缓刑程序的场合下,法官应当听取被告对判决的意见,并依法作出裁决。"在E.K.Chandrasenan v. State of Kerala(AIR 1995 SC 1066)一案中,最高法院主张其可独立判处死刑,不过,在其认为应推翻无罪判决并判处被告死刑,或将原判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时,则需将该案置于印度最高法院五人审判组下进行听证,故而最高法院规则须修改。 [68]听证程序是符合自然正义法则的,被告人可以针对检察官的控诉对有罪证据提出质疑,这不仅仅保障了被告人的利益,且有利于法官依法作出正确的判决,故而强制性的听证程序绝非装饰。②禁用简易程序。《印度刑事诉讼法》第260条规定,即便是主司法地方行政长官、大都市地方行政长官、高等法院授权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均不可对可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适用简易程序。③赦免程序。《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07条规定了赦免制度,在立案后判决前的任何时间,根据获取的行为人直接间接卷入案件的证据,法庭不偏倚地给予行为人以赦免。第308条亦紧接着规定了司法赦免和行政赦免后,若检察官证实被告人有意隐瞒了关键事情或做了伪证,违反了赦免条件,则可以对被告人(具有抗辩之权利)的此案件或同桩的相连案件重新审判以决定是否有罪,当然不涉及其他无关案件。④上诉程序。《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63条第4款规定,法院应当告知被判处死刑者上诉的权利和期限,如果其提出上诉,则上诉有优先权。 第三是特殊人群。排除死刑适用的有:①未成年是地方法律法定禁用死刑事由。在印度各地方政权,金奈(1920年第6号法案)、西孟加拉邦(1922年2号法案、1959年第30号法案)、印度中央省(1928年10号法案)、檀香之都迈索尔(1943年45号法案)、孟买(1948年第71号法案)、东旁遮普邦(1949年第39号法案)、海德拉巴(1951年第32号法案)、北方邦(1952年第1号法案)等邦或城市已经对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废除了死刑,但即便在没有废除的邦,未成年人也是考虑判处更轻刑罚(无期徒刑替代死刑)的理由。 [69]1960年12月26日,针对16周岁以下男性少年和17周岁以下女性少年的印度中央直辖区《中央少年法》 [70]生效,其第22条第1款规定,无论如何违反现行任何法律,不良少年都不得被判处死刑、徒刑、或以徒刑易科罚金或加强保护。若14岁以上少年犯有严重不良行为,且送特殊学校也不符合该少年和其他少年的利益,又无它法时,少年法庭可以对其判处合适的安全拘留,并向地方行政长官汇报。该条事实上对《印度刑法典》第82-83条 [71]作了架空。1986年《青少年公平法案》开始禁止对青少年执行死刑。但是,该法第2(h)部分将青少年定义为未满16岁的男孩或未满18岁的女孩。2000年《青少年公平(儿童关照和保护)法案》随后将青少年男孩定义修订为18岁以下,且本法案第16(1)部分还禁止对青少年判处死刑,这使印度法律与ICCPR和联合国儿童权利缔约相一致。 [72]②孕妇也是法定禁用死刑事由。孕妇是死刑的禁区,依照《印度刑事诉讼法》第416条规定,若被判处死刑的是正怀孕的妇女,高等法院则需要推迟判决执行或者(若合适的话)将之减为其他刑罚。③酌定禁用死刑事由,加上"少之又少"原则,可以认定为事实上禁用死刑。如果考虑全案情况,若存在被告人年纪尚轻的事由,(最高法院)也可以对其予以减刑;在Pooran Singh v. State of U.P. (A.I.R. 1981 S C.1638 at p.1638) 一案 [73]中,最高法院在维持定罪的情况下,对一位19岁的青年人减刑判处了18.5年的刑罚。此外,年老、女性可作为原宥事由,聋和哑亦可作为抗辩事由。 [74] 2007年,印度《国家刑事司法政策草案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国家要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死刑案件上投入最大的精力、时间和国家资源,保证效率和公平;并建议在刑法改革中增加刑种和扩大可选择的刑期幅度,并且需要制定合适的法定的根据刑事司法委员会适时修正的(量刑)指南以指导不同种类的刑罚适用, [75]同时建立包括初审法官在内的量刑三人组(Sentencing Board of three judges),以保证在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时候的客观性,此亦将有助于死刑领域"少之又少"原则的客观适用。 [76]被害人受害于犯罪是国家理所应当照顾到的,但这需要通过经济资助而非复仇加以实现,故而该报告同时指出了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建议赋予被害人的当事人权利,兼顾了被害人和被告人正当权利。 [77] (3)死刑的行政限制--延迟宣判、赦免刑罚及减刑制度 印度死刑延迟宣判、赦免刑罚及减刑制度实际上是有国际法依据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保护死刑犯权利保障措施》第7条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应有权寻求赦免和减刑,赦免和减刑应适用于所有死刑案件"。 [78]由于法庭受限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由于案件事实不能避免地存在未知、误导、迟滞等无法法典化的原因,即便判处死刑也需要重新审查,所以仍然需对死刑判决进行行政限制。 [79]《印度宪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下列案件总统有颁给赦免,减刑,缓刑或停止或减缓对于任何罪犯之判决之权--(甲)一切由军事法庭行刑或判决之案件;(乙)一切案件其刑罚或判决因违犯有关联邦行政权范围内事项之任何法律而成立者;(丙)一切为死刑判决之案件";第161条规定,"对触犯其本邦行政权所及事项有关之法律因而定罪之人,邦长应有赦免、减刑、缓刑或停止或减缓其判决之权。"下面主要探讨延迟和赦免制度、减刑制度。 A. 延迟和赦免制度 《印度刑事诉讼法》第432条规定了延迟、赦免制度:①相应政府 [80]可在任何时间毋需条件或基于被判刑人的一定条件,延迟被判刑人的宣判或赦免被判刑人全部或部分刑罚。②只要(被判刑人)向相应的政府作出了延迟或赦免之申请,相应政府则可要求法院(该案的)审判长在有罪判决在确认的前后时间内陈述申请是否应被允许,以及给出相应的理由;若有庭审记录的话,还应提交一份(确认过的)记录。③若在相应政府的意见中,判刑宣判或赦免的条件不被满足,那么相应的政府就应撤销这种延迟或赦免的决定,若这种决定的受益人处于人身自由状态,则应当马上由任何警方(不需授权证(warrant))将之逮捕以完成未结刑期。④宣判延迟或赦免之条件可以是受益人(被判刑人)自己意志所能满足的,也可以是独立于其意志的。⑤相应政府可基于普通规则(general rules)或特别命令(special orders)对延迟宣判作出指示,以及对提出陈情书(petitions)所需条件和内容作出指示:如果是18周岁以上的男性被判处任何刑罚(罚金除外),任何其本人或者他人代表作出的陈情书可以被接受,除非该人被判处监禁刑,且由其本人作出陈情书并通过监狱主管提交或陈情书由他人作出但包括了被判刑人的声明内容。⑥以上子项条款均适用于刑事法庭基于《印度刑事诉讼法》或其他法律作出的任何限制人身自由或课加财产负担的命令。对于可以提交的陈情书的数量没有限制--同时,法律规定,在这些陈情书悬而未决时,判决不得执行。最高法院中特殊的宪法审判组规定,对于陈情书涉及的判决,可以进行复审,虽然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如此。 [81]印度行政权力下的延迟和赦免,必须由(中央或地方)行政长官以其名义自主(suo motu)或基于当事人申请而作出,并且不需给出任何理由;因为这仅针对刑罚,故即便被告人被赦免,其定罪也不受影响。政府可以咨询案件的主审法官,但却并非必须做如此咨询,也不必受制于法官意见,这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82]当然,若检察官证实被告人有意隐瞒了关键事情或做了伪证,违反了赦免条件,则同司法赦免一样,对被告人的此案件或同桩相连案件由法庭重新审判以决定是否有罪,当然不涉及其他无关案件。 B. 减刑制度 《印度刑法典》第54条规定,对判处死刑的案件,相应的政府可以不征得犯罪人的同意,将其刑罚核减为本法规定的其他任何刑种。这一条文体现了印度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的态度。该条中的"相应政府"一词依《印度刑法典》第55A条规定是指:①当案件的判决是判处死刑或判处的犯罪是违反属于联邦职权管辖范围的案件的法律时,指中央政府;②当案件的判决(无论是否死刑)判处的犯罪属违反关于省(亦称邦)职权管辖范围的案件的法律时,指犯罪被判决时所在的省(亦称邦)政府。近代以来,自1920年代始,由于政府减刑,安得拉邦的海得拉巴到1967年LCI报告之时,至少已连续40年没有死刑执行。 [83] 《印度刑事诉讼法》第433条则系统规定了减刑制度:相应政府可以不经被判刑人的同意,为其将死刑减为《印度刑法典》规定的其他任何刑罚、无期徒刑减为14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严厉的徒刑减为其被判过的更轻的徒刑、轻缓的徒刑减为罚金。但是第433A条 [84]规定,当被告人是被判处有死刑条款之罪中的无期徒刑或已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况下,至少需执行14年徒刑。依照第434条规定,在死刑场合,若邦政府依第432-433条有赦免减刑权,中央(联邦)政府亦有赦免减刑权。不过,不论是哪一级行政权力,其只能对原判刑罚进行减刑,而不能对减刑后的刑罚进行减刑,因为其权力仅以行使一次为己足。 [85]关于第433A条和《印度宪法》第72、161条的关系,最高法院认为,赦免权和减刑权分属宪法和其它制定法上的权力,立法者创设的权力不同于高位的抽象的宪法特权,他们的力度是不同的,虽然他们的内容可能相近,但决不相同,宪法权力不受简单立法过程的兴衰(vicissitude)所左右,故而第433A并不因为其间接违反宪法第72、161条之规定而导致无效, [86]因为其只是针对(制定法)司法上的减刑权。 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行使相应权力的时候,自然地,邦最高行政长官(州长)和总统可以代表相应政府行事,因此,宽恕的权力由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分别通过总统和州长来行使。然而,在印度,州长和总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而必须在内阁的协助下按照内阁的建议行使权力,其意见约束首脑。 [87]法院可以审查首脑在(《印度宪法》)第72条下的权力行使和范围,但不能审查其具体命令。 [88]由于宽恕权力的宽泛以及政府制定的执行赦免之指导方针的缺乏,必然会导致实力政策(realpolitik)支配宽恕决策。加之法院很少进行复审(最终做出决定的依据不对外公布),这种宽厚政策也为重要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活动提供了空间。若陈情书遭到拒绝或者根本就未提出陈情申请,则将以绞刑的形式执行死刑。 [89] 2、印度死刑执行制度考察 (1)死刑执行概述 虽然印度立法和司法上都持一定的保留死刑态度,但是死刑的(最终)执行机构却对死刑进行的沉默的抗拒,这使得杀人最终无法成为现实。 [90]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是根本不相同的,这在其他国家也有佐证,比如美国 [91]和中国 [92]。根据《印度刑事诉讼法》的(基于该法第366条)表格40"死刑判决事项的授权证"中的内容:"该证是许可你监狱接受××囚犯以实行拘禁,请安全地保留好该授权证和囚犯,直到法院给你进一步的授权证或命令,以使法院命令生效。"这也反映出被判处死刑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手续或命令(即季节法官根据《印度刑事诉讼法》第413、414条的规定向监狱主管发放正式执行的授权证--即表格42"死刑执行授权证")之后才有可能被判处绞刑,这无疑增加了死刑执法的审慎性。 印度学者巴特拉认为,影响(死刑)决策的各种因素--包括但远不限于国内政治的强制因素、欧盟的游说以及在印度不断增长的对欧盟思想的吸收。死刑确实能导致一定的政治异态--在右翼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组成政府的六年(1998-2004)内,虽然(当时的)内政部规定了包括强奸在内的很多其他过错的死刑,但却无死刑发生;而"自由"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组成中央政府之后,2004年发生了死刑案件。 [93]当然,这样的猜测可能并不可靠,因为2004年以后至今,也无死刑执行的发生,这说明2004年的死刑执行可能仅仅是偶然的个案现象。 此外,由于印度死刑制度原因,导致了死刑执行延迟的现象比较普遍。宽恕诉请制度虽然有利于保障被告人权利,但也并非没有任何问题,政府接受宽恕诉请须花费6-7年的时间,这进一步使死囚区延迟,并使死囚增加。丧生生命的预期会导致独特的精神苦恼和痛苦,不论死刑在定罪的几天内或几年内执行。死刑下的延长期间,加上事实上单独监禁期间和恶劣的监狱条件,进一步将定罪的犯人置于极度痛苦下。死囚区的延长期间会造成同室者自杀、妄想和患精神病,这也是严重的问题,故印度最高法院尚未将死刑延迟明确视为等于残忍、非人性和有辱人格的处理。但最高法院同时认为,"在处理上述人案件中,极其过量的延迟其自身将足以减刑。"在实际中,延迟是与支持减刑的其它情况一起被考虑的因素。 [94]在1989年的Madhu Mehta v. Union of India这场公益诉讼中,法院被成功说服对一名为Gyasi Ram的死刑犯人减为无期徒刑,其认为陈情书处理上的8年延迟已经使他精神痛苦地生活在死亡阴影中太长太长了。 [95] (2)具体执行方式--绞刑 《印度刑事诉讼法》第354条第5款规定了死刑采取绞刑的方式。印度的军事法律(如《空军法案》、《陆军法案》和《海军法案》、《国家安全防卫法案》第115条)中有枪决的执行方式,其判决需经5人审判庭的2/3通过,但目前未见枪决的相关例子。 [96]上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案件中(比如,Deena v. Union of India, AIR 1984 SC 1155),印度最高法院并不认为绞刑的执行方法残忍、不人道或者可耻。哈日·辛·郭尔也不认为绞刑的执行方式违反宪法(包括《印度宪法》序言中的个人享有尊严)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97]1967年,LCI的死刑调查报告称,大多数人建议以电刑代替绞刑,但当时尚无定论。 [98]2003年10月,LCI则在《LCI第187次报告:死刑执行模式及其他,2003》中描写了绞刑过于残忍,正式建议不仅在普通刑事案件,也在(基于海陆空军法案等的)军事刑事案件中将注射也作为死刑执行方式的一种选择,并可由法官对死刑执行方式作出裁断,并在罪犯被执行死刑前告知罪犯本人。 [99]我国国内有报道转引印度媒体称,由于印度对死刑判决过于谨慎,数十年来被真正执行死刑的犯人太少,导致印度专门实施绞刑的警察也越来越少,几个经验丰富的刽子手都已年过八旬,而年轻人由于没有行刑经验,"业务水平"自然下降。 [100]至于是否是因为缺乏刽子手而导致死刑执行数稀少, [101]这个因果关系按照常理似乎难以成立,在笔者后面要提到的"印度死刑的中国公众认识"问卷调查中,有94.8%的人表示不相信这个因果关系。不过,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绞刑这种执行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死刑执行,因为不少州已经确实没有官方的刽子手了,比如奥里萨邦。美国2001年6月的《洛杉矶时报》报道,印度只有一个刽子手了,他就是曼姆·辛(Mammu Singh),绞刑是慎重保存于辛家族的家传高技术行业,辛曾执行过谋杀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刺客,但这个行业并没有给出身卑微的辛多少尊严和财富,在此报道之时,辛因为无法偿还政府的钱而正在监狱服半个月的刑。 [102] 根据《旁遮普和哈利亚那邦监狱手册》(简称《手册》,Jail Manual of Punjab and Haryana)第31章第868段关于"公共执行人"(即刽子手)的描述:"(死刑)执行由公共执行人执行,只要有这样的公共执行人。如果没有公共执行人,那么当地训练有素的可靠的人也可以承担此项任务。选任的任务交由(监狱)主管来选择其满意的胜任者来完成此项工作。"死刑执行的时候,监狱主管 [103]和医务、地方行政长官或代理其职务的一级行政长官需在场(《手册》第867段)。 [104]事实上,对死刑执行构成严重延迟的绞刑执行方式中的因素是苛刻的"Drop规则"(《手册》第871段) [105]:Drop(下垂距离)是指在允许收缩绞绳 [106]以执行绞刑之时,从站在绞架上的罪犯下颚部反方向直到绞绳捆绑处的这段绞绳长度,监狱主管必须在医务的建议下根据罪犯的体重对Drop值进行裁量-,即 低于100磅的犯人-7英尺;低于120磅的犯人-6英尺;低于140磅的犯人-5.5英尺;低于160磅的犯人-5英尺。(1磅=16盎司= 0.4536千克,1英尺=0.3048米。--引者注) Drop值还需要根据犯人身高、体重、身体状况等来调节,只要在Drop值上出现细微的差错,那么就会导致死刑执行的延迟。 (三)宪政视野下的印度死刑制度 从前述印度死刑刑事司法制度中,我们已见《印度宪法》对于刑事司法的部分规定,应该说,《印度宪法》是印度死刑制度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印度宪法》在多方面为死刑适用之限制提供了良好宪法土壤。 1.《印度宪法》中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及刑事司法制度的宪政建构 《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3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 [107]是国际法律限制/废止死刑的纲领性基础,印度于1976年12月16日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类似地,一国宪法之生命权的规定也是一国死刑法律制度的重要凭借。在1885年的印度国会起草的草案中,印度表达了要求和英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的愿望,这是现代印度人民权利和宪法保障的源头, [108]1950年《印度宪法》第21条终于规定,"除依照法律设定之程序外,任何人之生命或个人自由,不得予以剥夺"。 [109]正是依据该条,最高法院裁定《印度刑法典》第303条违宪,从而废除了该罪的死刑。第21条中的"生命",不仅指生物性生存,它还包括有人类尊严地生存,以及能使人的生命完整、有意义和价值所有方面;该条中的"程序"虽然在1950年的A.K. Gopalan v. State of Madras [110]一案中被认为并不一定需要是正当程序,即法院并不审查法律的公平合理性,而仅在乎其是否有效,但是在1978年的Maneka Gandhi v. Union of India [111]一案(该案宣告了普通人对于行政权的胜利)中推翻了这一观点,即认为必须审查法律是否正当。 [112]布日·基索·沙玛认为,"第21条被最高法院转化适用以至于现在该条包含了所有能想到的人类权利,其字面上是直接限制国家权力侵犯人之生命权和自由权,但法院采取了非常自由态度,把这种消极限制改成了对于人有权从事任何有价值之事的积极宣告", [113]这也反映在前述的Maneka Gandhi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中,并反映出印度宪法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的特性。对此,尼赫鲁在制宪时强调,应赋予宪法一定的柔性。持久不变的宪法会阻碍民族的成长,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的成长,绝对不能赋予宪法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刚度。 [114] 《印度宪法》第20条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即"(第1款)任何人设非违犯被控之罪行之行为当时有效之法律,不得判以任何罪名;并不得受较犯罪行为时有效之法律所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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