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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死刑案件中的律师帮助和有效辩护

时间:2021-06-07   访问量: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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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一部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给予贫困的被告人律师帮助是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前提条件,律师的有效辩护则是确保律师帮助权实质化的重要制度。与一般案件相比,死刑案件的律师有效帮助权和有效辩护更受社会关注。美国是律师帮助权和有效辩护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比如,宪法第六修正案保护的律师帮助权是否应当延伸到定罪后程序?在定罪后的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律师无效辩护时是否应当更换律师?更换律师的标准应当是什么?更换律师的标准对案件的公平和效率有何影响?

        一、律师帮助制度与有效辩护的关系考察

      (一)律师帮助制度是刑事有效辩护的前提条件

        刑事被告人既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聘请律师辩护。“从理论上说,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权利主体都应该依法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自觉成为法律秩序网络中的合格成员。然而,法律权利体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常常使权利主体在行使自身权利时陷人手足无措、难以抉择的境地。”随着诉讼的专业化,律师辩护在刑事辩护中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案件有效辩护的前提是律师的有效参与,其中对贫困被告人的律师帮助制度更是刑事有效辩护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如美国大法官胡果·布莱克在1956年的格里芬诉伊利诺伊州案件中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得到什么样的审判取决于他的经济状况,那么,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司法。”

        综合来说,美国各控方和地方政府建立了三种不同的免费提供律师的制度:一是专门为贫穷被告人服务的公设辩护人制度;二是指定律师制度,即临时指定私人开业的律师为特定的被告人辩护;三是合同律师制度,即公费聘请私人开业的律师在一定时间内为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联邦政府也设立了公设辩护人、社区辩护人等专门组织,免费为需要帮助的贫穷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通过多种制度编织的律师帮助网络使律师有效辩护具备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律师参与,妄谈律师有效辩护只能是镜花水月。

     (二)有效辩护有助于律师帮助制度的实质化

       仅仅获得有律师参与还远远不够,即尽可能保证每一个刑事案件的被追诉人在形式上都能平等地获得律师的帮助仅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并没有涉及到被追诉人是否实际上获得了应有的律师帮助。更进一步说,获得律师并不等于当然获得了律师应当给予的辩护。至此,便产生了律师辩护效果的有效性评价问题。律师辩护权不仅仅要求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辩护活动,更要求律师进行有效的辩护。律师辩护的有效性问题被告人是贫穷的被指控者时最为突出,也是被指控者经常质疑审判公平性的重要理由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贫穷被指控人经常会抱怨,指定律师并没有尽心尽力,如果换成一个更加称职、出色的律师的话,也许这个案件结果会完全不同。

     (三)律师帮助缺陷是无效辩护的判定指针

       无效辩护是与有效辩护相对的概念,如何把握无效辩护的判准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大法官奥康纳执笔的斯特里克兰案件判决中提出了判断无效辩护的双向标准。首先,为了确立第六修正案的无效律师帮助的主张,刑事被告人必须证明律师的表现有缺陷——低于“合理的客观标准”,即客观上存在代理缺陷,也就是说“律师的错误严重到了该律师并没有发挥……第六修正案所保障的‘律师’作用的程度”。比如,律师有效帮助权要求律师进行合理的侦查,或者根据理性判断特别侦查手段是否有必要。在评估律师行为时,法院努力“消除后见之明的扭曲效果,应当从律师代理时的情况来评估其行为”。因此,当审视律师行为是否属于有效辩护时,应当首先假定律师的行为是合理的。

       其次,被告人还必须证明,这种有缺陷的表现所造成的损害,如果没有这么拙劣的表现,出现一个不同的诉讼结果具备“合理的可能性”。在斯特里克兰案中,最高法院的结论是,由于律师辩护权是“通过确保被告人获得必要的帮助,让他对诉讼结果产生合理的信赖”。所以,除非律师行为方面的缺陷“对辩护产生了不利影响”,否则,并不构成宪法上的无效律师帮助。

       如果认定律师的辩护是无效辩护,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案件定罪生效前,无效辩护可通过上诉程序救济。在美国,被初审法院定罪的被告人可以在上诉程序中提出无效辩护的申请,要求上诉法院裁判其在审判过程中获得的律师辩护是无效的,侵犯了被告人获得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无效辩护申请可以针对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不称职行为。上诉法院根据相关的证据和判断标准对无效辩护申请进行审查。上诉法院认为存在无效辩护时,将撤销对被告人的定罪判决。审视律师无效辩护的判断标准,律师帮助的缺陷是无效辩护的重要指针,但并非唯一条件。

     二、美国死刑犯在人身保护令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及有效辩护

    (一)死刑犯在人身保护令程序中仅有酌定的律师帮助权

       在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被告人对联邦地区法院的有罪判决和其他不利于自己的裁判,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声明不服:一是向原审法院申请重审;二是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三是就定罪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是法庭签发的一种令状,要求把被关押的人带到法院,并说明为何关押以及需要继续关押的理由。

       普通法人身保护令只能质疑审前羁押的合法性。随着人身保护令制度的传播和发展,人身保护令救济逐渐延伸到了定罪后程序。被定罪的罪犯可以通过向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的方式,对定罪、判刑和监狱(羁押)条件进行质疑。人身保护令在美国法律中具有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实际上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非常救济手段”,只限于针对有罪判决已经生效、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既不是审理一项刑事指控,其目的也不是对一项犯罪定罪,而是审查是否侵害了该申请人的宪法权利。当囚犯服刑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而且上诉程序已经穷尽时,他可以提起人身保护令来主张针对他的监禁违宪无效。

       死刑犯在人身保护令程序中申请人是否享有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律师帮助权呢?从字面上看,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并不适用于刑事上诉。该修正案赋予一个人在“刑事追诉”中获得律师帮助“进行辩护”的权利。审判和量刑一旦结束,“追诉”即告终止。联邦最高法院传统上认为,刑事被告人在审判时享有的宪法性的律师帮助权并不适用于人身保护令申请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诉芬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在州定罪后程序中贫穷被告人并不享有获得指派律师的权利。宾夕法尼亚州诉芬利案并不是一个死刑案件,对州司法系统中死刑案件囚犯在定罪后救济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予以明确的案件是默里斯诉吉拉塔诺案。通过这一案件,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芬利的判例应毫无疑义地适用于死刑案件,法院重申了在州定罪后程序中没有法定的获得指派律师帮助的权利,即使是对死刑犯也不例外。

       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如果不享有宪法上的律师帮助权及其衍生的律师有效辩护权,死刑犯是否有权获得指派律师的代理帮助?事实上,关于定罪后诉讼中人身保护令申请人是否享有指定律师的条款一直是变动的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诉芬利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定罪后罪犯的律师帮助诉讼没有像刑事审判和上诉程序中规定的“宪法规定的全套的程序性保护”定罪后程序中律师帮助权主要依赖立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也曾裁决,获得指定律师的权利包括在人身保护令申请的准备中获得律师的帮助的权利,并且死刑被告人可以通过提出请求指定人身保护令律师的动议援用这种权利。

       国会行使立法裁量权,逐步规定为死刑案件的人身保护令申请人提供律师帮助。指定律师仅仅是联邦人身保护令法院本着“法律和正义要求”行使的酌处权,在间接诉讼中申请人没有宪法权利获得律师帮助。因此,死刑案件定罪后诉讼中律师无效或无能力不得成为根据第2254条提出的诉讼的救济理由。但这仅仅排除死刑在押犯以此为由提出联邦人身保护令救济申请而已,并不排除,法院依职权或者经在押犯的请求,在州或者联邦定罪后诉讼的任何阶段以律师无效或者无能力为由指定其他律师。对贫困人身保护令申请人的律师帮助权规定在美国法典18章第3006A条和3599条。

      (二)死刑犯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更换律师未采“无效辩护”标准

       然而,国会没有明示更换律师的具体标准,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多元化标准。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律师表现不充分作为标准来衡量是否应当更换律师;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司法利益”标准由法院自由裁量更换律师的标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存在第三种标准。然而,国会表达了他们的立法原意,即在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减少迟延,提高死刑案件执行的公平性。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在定罪后程序中,对死刑案件人身保护令申请人的更换律师动议应当采用“司法利益”标准。然而,什么是“司法利益”标准的内涵?“司法利益”并非一个十分明晰、变动不居的概念,那么,如何认定法院对该类动议的裁决是否滥用了其自由裁量权?美国最高联邦法院亦没有用枚举的方式罗列“司法利益”应当考虑的因素,但最高联邦法院的考量因素亦有迹可循。

       首先,避免死刑案件执行不当迟延是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更换律师的衡量标准之一。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本身不是常规的救济手段,在此之前,被告人已经被定罪量刑,案件已经生效。案件生效后,罪犯有拖延执行的内驱力。尤其是死刑案件的罪犯更有拖延死刑执行的动机。因此,人身保护令在实行特别救济、特别保护的同时,也承受着被指控者滥用人身保护令申请的危险,在死刑案件中这种冲突更为严重。因此,减少不适当的滥用,避免不当的迟延是人身保护令程序特别救济考虑的重要因素。

       1996年,美国《反恐和有效死刑执行法》诞生,该法秉承礼让、终局性以及联邦主义的原则,目的是减少州和联邦刑事判刑的执行的延误,尤其是死刑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将死刑案件执行的效率问题作为了极其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当申请人提出他和律师之间交流破裂或律师工作有缺陷就批准更换律师动议的话,可能会给许多被判处死刑的人提供一个榜样,大家会争先效仿,达成拖延的目的。更有甚者,更换律师的动议也许会变成被判处死刑的人的一种常规的诉讼策略,达到规避死刑案件执行的目的。

       其次,在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是否更换律师亦要兼顾案件的公正处理。在人身保护令程序中,仅仅因为律师无效帮助能否成为更换律师的充分理由?虽然美国对程序正义的推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实体真实的忽略。相反,在定罪后程序的人身保护令程序中,联邦最高法院旗帜鲜明地表示,如果是否更换律师对案件没有实质影响的话,那么基于不拖延价值的考虑,就不应批准更换律师的动议。反过来理解,如果更换律师的动议牵涉到案件处理最终结果,那么,案件的公平处理应当被摆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法院应当批准更换律师的动议。

        综上,在死刑犯人身保护令程序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未将律师的无效辩护作为更换律师的标准,而是采纳了综合性的“司法利益”标准。律师的代理缺陷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更换律师还需兼顾避免死刑案件执行不当迟延和案件公正处理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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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国死刑案件律师帮助和有效辩护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死刑案件的人身保护令程序最为类似的是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两者都是死刑案件已经生效的前提下,给死刑被告人提供的一种特别救济。美国的律师帮助以及有效辩护的经验对我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一)我国死刑案件特别救济程序中律师帮助权尚需完善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问题最早的规定是《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40条,该条规定:“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听取意见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该《意见》虽然对于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参与权予以了肯定,但缺乏更为具体的操作性,致使律师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无法律程序可依。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该条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参与提供了路径,如果辩护律师想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就可以提前提出申请,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听取其意见。在提出申请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听取其意见。但该条文尚有一定的欠缺,即如果辩护律师没有提出要求或者在死刑复核阶段被告没有辩护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并无义务一定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并无律师参与的强制性规定。对死刑复核案件是否进行司法援助,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目前也尚未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程序并不通知案件的辩护人,也不核实该程序是否有律师的参与而独自进行。实践中,死刑复核被告人甚至面临无辩护人的危险。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律师帮助权方面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条将指定辩护的案件类型由死刑拓展到了无期徒刑的案件。但是指定律师的制度是否延展到死刑复核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该条文并没有明确。

        这些都体现出,在死刑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或死刑复核程序中,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尚不完善,在该阶段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还不到位。死刑案件涉及人的生命,属于最严重的刑罚,因此,在该阶段对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的保障力度应当加强。

     (二)我国死刑案件特别救济程序中有效辩护制度尚且阙如

       “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概念从英美舶来,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提法。我国著名学者宋英辉将“有效辩护”解释为,有效辩护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地能够有效履行辩护义务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包括审前阶段的辩护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甚至还应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的法律援助。三是国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充分行使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可以看出,这一解释是从广义上界定有效辩护的,将有效辩护的阶段甚至延展到了执行阶段,当然也包括死刑复核阶段。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的参与本身就不足,律师的有效参与就显得更加遥不可及。

       在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确立律师的辩护权,是控辩平等的必然要求,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确立有效辩护制度是刑事辩护的目的所在。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不应满足于形式上是否有律师参与,更应注重律师的参与效果。刑事辩护应当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律师有效辩护才是刑事辩护的意旨。刑事辩护制度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设立的。无论是自行辩护还是委托辩护或由国家指定辩护,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体上和程序上获得有利的诉讼结果。如果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规定了律师参与,但没有任何效果,对被追诉人而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律师有效辩护是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司法公正的保证。司法公正表现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刑事辩护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抵御国家司法权的滥用,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和正确适用法律,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有效参与一定是该制度发展的必然方向。诚如日本学者所言:“现在的辩护权论强调的是保障辩护人委托权,今后,辩护权论必须向可以接受有效辩护的辩护技能论发展”。

       四、结语

       辩护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权利,已成为衡量世界各国民主法制文明进程的标志。美国法律中呈现出的律师帮助权和有效辩护制度是我国辩护制度发展的借镜。尤其在死刑案件中,应将律师帮助权全方位落实,并引入有效辩护制度,切实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实际效果。律师帮助地加强和有效辩护制度的建立势必会使审判的公平性大大得到提升,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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