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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三)中国借鉴

时间:2020-10-21   访问量: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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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死刑制度改革与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借鉴思路选择

  中国现代死刑制度是由颁行于1911年1月的《大清新刑律》形塑其基本框架的,至2012年《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之时,已经历101年的风雨历程。回眸百年,除在首末两端经历过较为激烈的死刑限制与革新外,死刑扩张是立法发展与司法适用的基本趋势。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已在立法废止死刑的尝试中遭遇挫折,以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构建作为死刑策略转型的突破口时,中国死刑制度却恰恰进入其“大发展”时期,1979年刑法典及其后颁行的历次立法,以犯罪化、刑罚化为主题,扩张死刑一度成为中国刑法立法完善中“瞩目”的成果之一,死刑罪名总量亦于1997年修正刑法典颁行时达到顶点。

扭转死刑继续膨胀趋势的努力,源于刑法理论界的思想启蒙运动,世界死刑废止潮流的中国之旅,再次唤起中国的死刑限缩意识,并在21世纪初化为现实。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死刑制度改革最为激烈、深刻的关键时期,基于特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当代死刑改革在进路选择上将立法改革作为首选模式,但是,中美死刑控制运动的起点选择,却具有着某种意义的“暗合”性,中国当代死刑改革源于死刑审判程序的修正,与美国死刑改革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以死刑案件核准权于2007年1月1日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法律复位为发端,司法权对死刑的控制功能开始被激活,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死刑控制运动开始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以死刑程序改革、司法改革为基础,死刑实体立法改革成为死刑改革最重要的内容。2012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一举废止13个死刑罪名,使死刑罪名总数减少了19.1%,死刑的实体立法控制迈出坚实的步伐,死刑改革中立法与司法双向互动、程序与实体并行联动局面初步形成。然而,囿于中国死刑观念的传统性,立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存在着潜在的阻力,死刑立法调整可能形成的社会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验证与消弥,在立法废止死刑须慎重前行的情况下,以既有死刑立法为基础,适时转变死刑控制策略,发挥司法职能死刑控制作用,成为中国死刑改革的必然选择。而根据刑法所确立的死刑适用条件,明确死刑适用的司法基准,无疑对死刑的控制适用,必将具有积极的作用。

美国死刑控制以司法能动为基础,以宪法控制为导向,以法定加重情节为核心,构建了从抽象规范到具体制度的死刑适用司法限缩模式。在宪法第八修正案之下,美国死刑缩限模式的路径是:在实体规范上,将死刑限制在以谋杀罪为主的范围内,通过法定加重情节的规定,限制适用死刑的谋杀罪的类型与范围;在程序规范上,设立死刑适格和选择适用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通过法定加重情节限制死刑适格的范围,后一阶段结合全部加重和减轻证据以及案情背景,由陪审团对被告人的罪行及未来人身危险性进行综合判断,诉讼呈现“倒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顶部是具备死刑适用资格的犯罪人,金字塔底部是经过各种减轻情节过滤后的“恶中之恶”的犯罪人。这种“过滤式”裁量结构,更有利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相比之下,中国死刑裁量体系缺乏必要的、具体的死刑适用控制机制,致使“罪行极其严重”的裁量标准和“少杀”、“慎杀”死刑刑事政策难以落实。尽管中国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中美两国司法体制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宪法审查的方式限制死刑尚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美国死刑裁量模式无法直接套用于中国司法实践,但仍可参考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思路,构建具有限缩特征的死刑裁量机制。

1.强化司法权力与“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基准

  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出台之时并不认为具有限制死刑的功能,但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共同认识不断丰富法条内涵,坚持“从严格文本主义的原意解释向非原意解释的转变过程”原则,赋予其限制死刑适用的功能。立法规范的解释应立足于法律基本精神,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及时为规范注入新的活力。在吸取社会转型初期“严打”政策导致死刑滥用经验的基础上,严格限制和逐步废止死刑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尽管作为立法配置死刑基准的“罪行极其严重”条款,缺乏实质约束力和操作性,但是,作为一项具有弹性的立法规范,却恰恰可以满足时代性的要求,尽管现有死刑基准未能真正被贯彻于分则所有罪名的死刑配置,难以充分发挥其对死刑适用的制约作用,但是,借鉴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中的“进化中的伦理标准”的解释原理,可以通过司法权运行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丰富并严密其内涵,从而对分则规范及司法适用形成直接的指导和制约功能。

  2.优化程序改革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死刑过滤功能

  美国死刑限缩的特点是在量刑程序中区分死刑适格和选择适用两个程序,具备死刑适格条件,但没有最终适用死刑的,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不可假释的无期徒刑,由此形成死刑适用的“隔离带”。中国刑法典也是将死缓作为死刑适用的“隔离带”加以规定的,但其评价重心仅是执行时间,而非刑罚类型。尽管如此,在限制死刑适用上,死缓制度与死刑适格程序仍具有相似的功能。问题在于,死缓的过滤功能并未被充分激活。刑法规范将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区别仅规定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哪些情形符合这一要求,则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死缓适用标准模糊,法官在死缓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既有可能通过降低适用标准,将死缓作为处理疑难的便宜手段,也有可能提高适用标准,将死缓作为对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特例,这样均不利于贯彻“少杀”、“慎杀”、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此外,在目前的死刑裁量体系下,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混合在同一阶段,而从立法文本的逻辑上,首先考虑的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有在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时,才“可以”判处死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作为通例,而死缓只是作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时的特例。这样的裁断模式和立法文字表达,限制了死缓过滤功能的发挥。因此,当下改革的重点应当是通过必要的程序和实体改革,充分发挥死缓的适用限制功能。

  3.突出实体控制与法定加重情节死刑限制功能

  中国刑法死刑罪名仍多达55个,有21个属备而不用的罪名,分布于刑法典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34个具有实际适用性的罪名分布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4个死刑罪名;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有7个死刑罪名;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有5个死刑罪名;第五章“侵犯财产罪”有1个死刑罪名;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有5个死刑罪名;第八章“贪污贿赂罪”有2个死刑罪名。其中,有14个罪名在犯罪构成要素中明确规定了在杀害被害人或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可适用死刑,有8个罪名在“情节严重”或“严重后果”中可以包括对死亡结果的评价,其他12个罪名则在规范表述中不包括侵害生命法益的内容。就上述22个包含生命法益侵害的罪名而言,多数是在本罪中对侵害生命法益的行为进行评价,也有的是与故意杀人罪并罚,而上述情形在美国刑法中是在谋杀罪中进行评价的,如绑架杀人的,美国按谋杀罪的加重情节处理,而中国则认定为绑架罪,但就死刑适用的法定情节而言,两者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尽管中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较多,但大多数侵害生命法益的罪名可以在美国刑法的谋杀罪中找到对应类型,如重罪谋杀、威胁公众生命的谋杀、妨碍司法秩序的谋杀,等等。然而,中国刑法中相关法定情节的表述则过于模糊,如多处将“情节严重的”作为死刑适用标准,导致司法裁量空间过大,难以发挥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功能,有必要予以改革。

  二.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具体借鉴策略

  1.对“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进行立法解释

  “罪行极其严重”规范的缺陷在于,过于抽象及缺乏制约性,通过立法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一方面,在立法解释中规定,死刑适用必须建立在“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的基础上,将死刑适用的评价标准规范化;另一方面,将目前的死刑政策融入立法解释,明确规定上述评价标准应体现出“严格限制死刑的基本政策”,从而赋予“罪行极其严重”限缩死刑功能。尽管上述立法解释本身仍存在一定的抽象性问题,但已大为丰富了原有立法规定的内涵,而根据总则对分则的指导与制约关系,上述解释可为进一步推进死刑立法改革及完善死刑适用的限缩体系奠定基础。

  2.提升并强化死缓制度的死刑限制适用功能

  死缓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死刑的适用,但局限于立法表述和审判裁量结构,这一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可借鉴美国死刑裁量模式,前移死缓的裁量阶段,将死缓裁量阶段定位为类似于美国死刑适格裁断的阶段,即如有观点所言,在死刑案件中,首先考虑是否应当适用死缓,“对任何罪当处死的犯罪人原则上一律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但是,改革死缓制度的目的并非在于给予死缓适用对象普遍考验期,以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是在于构建过滤式的裁量体系,将死刑立即执行的裁断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此外,应明确“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规则:(1)在法定减轻情节数量超过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形下,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2)在法定减轻情节数量未超过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形下,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必须充分说明裁量理由;(3)在仅有酌定减轻情节或缺乏减轻情节的情形下,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必须充分说明裁量理由。通过上述规则,可以使得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条件更为具体明确,充分发挥对死刑适用的过滤功能,强化死刑适用限制效果。

  3.建立侵害生命法益的死刑量刑指导规范

  基于死刑应限制于最为严重的犯罪之理念,死刑不仅应仅限于故意侵害生命法益的情形,且应限于最为严重的侵害生命法益的情形,有必要在“罪行极其严重”规则指导下,结合死缓制度改革,建立具有针对故意侵害生命法益的死刑裁量指导规范,限制死刑裁量权的适用。

  (1)细化“情节严重的”考察因素。参考美国死刑裁量的主要考察因素,将情节严重的类型分为三类:一是针对侵害复合法益的死刑罪名,应考察非生命法益的性质、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目的是否卑劣、被害人身份是否特殊、犯罪人是否再犯等因素;二是针对侵害多数生命法益的死刑罪名,应考察对公众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侵害生命法益的数量、行为实施的连续性及与生命法益侵害之间关系、被害人年龄大小、犯罪目的是否卑劣、犯罪人是否再犯等因素;三是侵害单个生命依法的死刑罪名,应考察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目的是否卑劣、被害人身份是否特征、犯罪人是否再犯等因素。

  (2)将财产数额因素排除在死刑评价标准之外。犯罪所得数额、公私财产损失数额等财产因素不能作为评价死刑适用的标准,其不符合罪刑比例关系,不能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基本政策。

  (3)严格排除过失犯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很多死刑罪名对于加重结果的罪过形态没有区分,仅规定“致人死亡”或“后果严重”,应考虑主观恶性差异,在技术处理上排除因过失导致加重结果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

  (4)建立死缓适用的一般标准。具备明确的法定加重情节或符合上述“情节严重”的考察标准,原则上应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至于是否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进一步按照法定加重情节和法定减轻情节的比较进行判断,并在裁量理由中充分说明对酌定加重情节或减轻情节的采纳理由,对被告人实施罪行的严重程度及未来人身危险性的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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