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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二)措施体系与法定加重情节

时间:2020-10-21   访问量: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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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措施体系

  Furman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打破联邦与州、立法与司法分权与制衡格局,推进死刑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基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最高法院并不具有直接的民意基础,由于美国当时支持死刑的民意与以民意为导向的当局者的观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直接废止死刑也就缺乏了基础。不仅如此,美国在1950-1960年代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犯罪率急剧上升,再犯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尽管美国在1960年代支持废止死刑的民意曾一度高涨,但特殊的社会发展现实使得当局者不可能废止死刑。实际上,最高法院借助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解释与违宪审查机制,所表达的也并非死刑绝对无法容身宪法的意见,而仅是对死刑任意适用的无法容忍,尽管最高法院并不希图真正动摇美国死刑正当性的根基,但是,不受限制的死刑裁决应被禁止、死刑适用范围应被限制、死刑适用程序应严格且明定,却成为美国各方政治势力与民意共同接受的理念。在立法要对死刑存置民意保持尊重、死刑的最终废止仍需得到民意认同的情况下,通过司法限缩、控制死刑便成为一种积极的选择,联邦最高法院谨慎行进于保持分权、司法独立与最大可能控制死刑适用的目标之间,为实现司法控制死刑的需要,一系列程序与实体措施得以构建。

  1.司法控制死刑适用的程序措施

  尽管最高法院在Furman案死刑判决微弱多数意见中(本案仅以5:4多数获得通过)表达的观点是飘忽不定、莫衷一是的,但是,透过分散、独立的审判意见,大法官们集中表达了对死刑适用“随意性”的担忧,及对适用普通程序处置生命权风险的怀疑。回顾历史,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促进美国当代死刑审判程序改革的导火索,构建死刑特别程序,严格死刑适用程序标准,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美国死刑立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为弥补各州死刑立法的宪法缺陷,保留死刑的各州相继启动死刑审判程序立法改革,以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标准,美国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倡导的死刑特殊程序——将死刑裁量分为定罪(guilt stage)与量刑(penalty stage)两个阶段的死刑审判“双阶程序”(bifurcated procedure)——作为立法范本,被引入各州立法。在立法完善的基础上,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死刑案件的审理对这些改革成果进行鉴定与评估,在Gregg案中肯定佐治亚等三个州的死刑裁量模式,进而确立了美国死刑裁量的两种典型模式:佐治亚州模式与德克萨斯模式。佐治亚州模式将诉讼程序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定罪阶段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在发现有罪后进入量刑阶段,而量刑阶段又划分出“适格”(eligibility)和“选择”(selection)两个子阶段,前者通过法定加重情节判断被告是否属于适合适用死刑的类型;后者通过个体化考察,判断死刑是否可以事实上适用于被告。这一模式通过具体加重情节限制有资格判处死刑的谋杀类型,限制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成为大多数州首选的模式。最高法院在1976年支持“受指导的自由裁量”的现代死刑审判模式时,没有在量刑阶段区分不同的裁量标准。直到90年代,联邦法院判例中才使用了这种二分法,如在1994年Tuilaepa案中,法院认为“在第八修正案下我们的死刑案件划分了裁决程序的两个不同方面:适格裁断和选择裁断。”德克萨斯州模式将法定加重情节直接规定在犯罪构成之中,属定罪阶段考虑的问题,这一模式仅为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等少数州采用。

  毫无疑问,美国现行死刑特别程序制度是各州立法改革的成果,但是,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构对既往死刑审判程序的质疑与否定,对各州死刑程序改革方向选择与确定所进行的评价与指导,却是该制度建立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此而言,美国死刑特别裁量程序构建,无疑是立法与司法双向互动的结果。

  2.司法控制死刑适用的实体措施

  基于特殊的政治体制与法律文化传统,美国没有统一的刑法典,各州刑法缺乏死刑适用标准的一般规定,造成美国死刑适用对象广泛、州际差异问题。最高法院在促使立法构建死刑特别程序的同时,并未止步于Furman案取得的效果,同步构建起死刑实体控制措施体系,最高法院通过对“酷刑条款”解释,实现了司法限缩死刑的目标。美国司法控制死刑实体措施体系包括:

  (1)死刑实体标准与适用原则。Furman案中,最高法院提出“立法必须限缩死刑适用的犯罪类型,只针对那些最为恶劣的犯罪人适用死刑”的要求,是通过司法明确死刑适格主体一般标准的首次尝试,死刑适用实体标准在其后判决中得到确认与强化。Gregg案,虽肯定了对谋杀罪适用死刑的合宪性,但更加强调酷刑条款对死刑适用具有制约作用,最高法院再次重申死刑适格的基本规则:死刑只能适用于“恶中之恶”(worst of worst)的犯罪人。1983年Zant案,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立法应通过理性和客观标准,在控制自由裁定的风险上“普遍性地缩限”(genuinely narrow)死刑适格的类型,以满足Furman案的理念。由此,限缩(Narrowing)一词成为推动美国死刑改革的关键词。

  (2)死刑适用主体与适用范围。1988年Thompson案,最高法院认为对行为时十五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是残酷且异常的刑罚; 2002年Atkins案,最高法院禁止对智障犯人适用死刑; 2005年Roper 案,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对行为时十八周岁以下的青少年适用死刑与当代社会观念相违背,违反第八修正案的要求。

  (3)死刑适用罪名范围与标准。美国各州刑法死刑罪名范围各有不同,导致州际死刑适用范围差异,统一死刑适用范围是死刑实体控制措施的关键,通过司法确定死刑适格罪名的一般标准,是死刑实体控制的重点。1977年Coker案,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强奸罪适用死刑是过度的且不符合第八修正案的要求,将强奸罪排除在死刑罪名之外;1982年Enmund案,最高法院认为对没有实施谋杀、没有杀人故意,仅对重罪实施起到帮助作用的犯人判处死刑不符合第八修正案的比例原则,将非谋杀实行犯排除在死刑罪名之外;2008年Kennedy案,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州对于强奸幼童罪规定死刑违反第八修正案,且从更为宽泛的意义看,对未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也不应规定死刑。通过数十年的司法改革,绝大部分州的刑法初步确立了以谋杀罪作为死刑基本适用标准的原则,只对最为恶劣的与剥夺他人生命有关的一级谋杀罪适用死刑成为立法与司法的共识。1994年,美国颁布《联邦暴力犯罪控制及法律执行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将死刑罪名扩展到50个,但其中46个是涉及谋杀的犯罪,是立法对司法实体措施的积极呼应。目前,除联邦法律仍对叛国罪、大宗毒品犯罪等非谋杀类犯罪规定有死刑外,美国的死刑罪名一般集中于谋杀罪,且主要针对最为严重的一级谋杀、加重谋杀或重罪谋杀。

(4)适格罪名死刑适用的量化标准。如何在明确死刑实体标准的前提下,进一步限缩死刑适用的范围?是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构建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最高法院通过判例逐步确立了一般标准。Gregg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根据Furman案确立的陪审团自由裁量应受必要限制的原理,佐治亚州依据《模范刑法典》修正的新规则要求法官告知陪审团如欲判处死刑,应当至少具备一项法定加重情节,为陪审团提供了明确而客观的标准以及充分的指导,有助于防止任意裁定,并对区分某种特定的更为恶劣的杀人行为有重要价值,符合第八修正案要求。1983年Zant案中,最高法院重申,至少要证明存在一项法定加重情节,否则不能适用死刑,由此使得这一规则成为死刑适格判断的基本要求,也使得法定加重情节的范围与功能成为辩方在诉讼中必须关注的问题。2002年Ring案中,最高法院再次明确“为了宣判某人死刑,陪审团必须找到被告具有死刑适用资格的至少一个超越合理怀疑的适格因素。”法定加重情节由此具有了“缩限”死刑的积极功能。

二.法定加重情节的死刑控制功能与基本类型

  1.法定加重情节的死刑司法控制功能

  法定加重情节在产生之初仅是作为一项死刑程序控制措施提出的。首先,从产生背景看,法定加重情节针对联邦最高法院对以Furman为代表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混乱与适用标准不明而提出,作为对“在裁量程序产生刑罚擅断和任意的实质性风险的情形下,不可以适用死刑”要求的回应,如何避免陪审团对死刑案件的任意裁决,成为各州立法完善重点,引入程序性防范措施,无疑是最为直接、现实的措施,这是美国追求程序正义诉讼理念的必然结果。其次,从具体功能看,法定加重情节重在向陪审团提供现实的引导,以准确适用死刑,程序性前置审查措施,有利于提高诉讼的针对性。Gregg案中,Stwart、Powell、Stevens三位大法官试图将Harlan法官在1971年McGautha案件中的观点(自由裁量是现代犯罪与惩罚体系中的基本要素)与明确标准要求(也是Furman案所要求的)结合起来,认为佐治亚州新的死刑裁量程序使得“陪审团的注意力集中于特定的犯罪性质及被告人的个体化特征之上。……在适用死刑前,陪审团必须发现并证明至少存在一项法定加重情节,这样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引导,其总是受到法定规范的限制,不能再随意地适用死刑。”通过法定加重情节的引入,现实地降低了死刑适用任意性的机率。第三,从具体运行情况看,无论是作为定罪还是量刑审查的一个环节,法定加重情节所直接具有的决定陪审团是否对具体死刑案件进行适格性审查,确实也仅体现在程序性审查方面。

  在后Furman时代仅作为程序性死刑控制措施而提出的法定加重情节,在经过后Gregg时代发展后,其功能开始发生悄然变化,联邦与保留死刑的州在立法完善中,根据严格适用死刑目标的需要,针对立法规定有死刑的罪名相继对加重情节进行了从内容到范围与具体要素为重点的完善,使得法定加重情节在原初的程序性功能之外,又具有了控制死刑适用的实体功能。具体表现为:

  (1)以实质化为目标的立法完善,使法定加重情节具有了实体限制功能。法定加重情节必须提供陪审团清晰标准以充分限制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权,始终是最高法院死刑审判完善的目标。Gregg案中,辩方曾对佐治亚州的一项法定加重情节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该项法定加重情节表述模糊,不能为陪审团提供生死判决上的指引,在这一条款下的死刑判决将是武断和任意的。尽管最高法院也认为该项法定加重情节存在范围过宽的问题,但却坚持应给予各州必要的修正与调整机会来解释和运用其立法,因此对此问题未加以干涉。但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提出了判断法定加重情节有效性的三个基本标准:一是法定加重情节不能运用到任何设有死刑罪名的案件中,只能在死刑罪名下的更小范围内适用。例如,“恶意”(Malice)由于存在于所有谋杀犯罪中,则不可能是加重情节。二是能够使得陪审团的自由裁量受到控制并以客观方式产生非擅断性的结果。三是不能以不合宪的模糊方式予以表述,否则无法为陪审团提供充分信息。1980年Godfrey案中,该法定加重情节的模糊性问题再遭辩方质疑,最高法院支持辩方,认为佐治亚州将“对人进行折磨或加重攻击的凶残的、异常邪恶的、可怕的或非人性的情形”的法定加重情节,过于宽泛和模糊,可以运用到任何谋杀案件中,未发挥出对死刑适格案件的限制功能。1988年Maynard v.Cartwright 案中,最高法院再次基于相同理由,认为俄克拉荷马州的“恶性重大、极端残暴”的法定加重情节,对陪审团无任何指导作用,无法限缩死刑适格案件的类型,因为一般人都有理由相信每个蓄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恶性重大、极端残暴”的。上述两案表明,最高法院认为法定加重情节对死刑案件类型的限缩功能,不仅应建立在对陪审团自由裁量权的程序限制上,更需通过明确法定加重情节的实质内容,确保死刑仅适用于罪刑极其严重的情形,从而给予陪审团更明确的引导。法定加重情节的实质内容,不仅体现于立法本身,也体现在州法院对立法规范的解释上。1990年Walton案和1993年Creech案中,亚利桑那州和爱达荷州的立法同样也存在与佐治亚州类似的问题,但由于州最高法院对“恶性重大、极端残暴”等规定有着更为具体的解释,而获得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

  (2)以构成要素化为核心的完善,强化了法定加重情节的实体功能。后Furman时代,一些州选择在死刑案件的第一阶段——定罪阶段——对死刑适格类型进行限制,如德克萨斯州立法规定了5类适格判处死刑的谋杀罪名:(1)谋杀治安官员或消防人员;(2)在绑架、入室盗窃、抢劫、暴力性强奸、纵火过程中的谋杀;(3)谋财型谋杀;(4)在逃跑或试图从监禁机构脱逃过程中的谋杀;(5)受监禁人员实施的针对监狱雇员的谋杀。即是将佐治亚州在其加重情节列表中的相同要素直接规定为死刑罪名的构成要素。最高法院在1976年Jurek案中肯定,死刑谋杀的裁定是匿名的,并且建立在公诉方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证明了包括旨在限制死刑适格类型加重要素在内的所有犯罪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对谋杀犯罪的界定已包括对死刑适格被告类型的限制,当陪审团给出有罪裁定时,就相当于找到了法定加重情节。这表明最高法院只要求各州立法能产生限缩死刑的效果,至于是在定罪还是量刑阶段并不重要,充分说明法定加重情节已具有实体功能。2000年Apprendi案,最高法院进一步强调任何作为加重判决基础的事实有如犯罪构成要素一样的作用,根据第六修正案正当程序之要求,必须由陪审团予以确认。两年后的Ring案中,最高法院将Apprendi 案的“要素规则”运用到死刑审判的加重情节中,认为加重情节与犯罪构成要素具有等同性功能,必须由陪审团予以决定。尽管上述两个裁断旨在限制法官裁量权及扩大陪审团的裁量范围,但却是建立在法定加重情节对死刑适格所具有的实体限制功能基础上的,也即法定加重情节不仅具有限制陪审团裁量之程序功能,也具有限制死刑案件适格类型的实体功能。

  法定加重情节由单一程序功能向兼具程序与实体功能的转型,是法定加重情节作为死刑适用标准完善的结果,也是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的特色。关于加重情节的死刑缩限功能,Stevens大法官形象地提出了“金字塔原理”:金字塔的基础是所有的谋杀犯,第二层限制于那些存在法定加重情节的死刑适格的谋杀犯,第三层和最后一层限于那些实际能适用死刑的死刑适格犯。法定加重情节发挥着金字塔第二层的过滤网功能,限制死刑适格的群体范围,即具有一项以上法定加重情节的犯罪行为才具有适用死刑的资格条件。一旦案件进入选择裁断阶段,陪审团需要全面评价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此时法定加重情节仅具有判断被告是否属于必须适用死刑的评价功能,不再具有缩限死刑功能,这使得法定加重情节在适格阶段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法定加重情节数量和范围直接决定了能够进入最终死刑评价程序的犯罪类型和数量。

  死刑适用实体标准之法定加重情节要求,对美国各州死刑立法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处罚轻重,美国大部分州将谋杀罪分为两级(个别几州分为三级)。在一级谋杀罪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有预谋的目的谋杀(实际上就是早期普通法里的谋杀罪);二是在实行特定种类重罪过程中发生的重罪谋杀;还有一些州把具有某些特定特别情节的杀人列为一级谋杀。如投毒杀人、伏击杀人、折磨杀人;或者在特定的地点,如在监狱或看守所里杀人;或者对特定的对象,如杀死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广义上具有加重情节的谋杀罪包括一级谋杀罪的后两种情况。从美国33个仍保留死刑的州对谋杀罪的死刑适用规定看,在未区分谋杀罪等级的14个州中有12个州规定了仅对具有加重情节的谋杀罪适用死刑,有2个州(密西西比州和佐治亚州)同时规定了普通谋杀犯、重罪谋杀的死刑。在区分谋杀罪等级的19个州中,有13个州规定了仅对具有特定情节的一级谋杀适用死刑,有6个州规定了对有特定情节的一级谋杀及普通一级谋杀适用死刑。总体来看,有25个州在立法上对死刑适用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加重条件,在尚保留死刑的州中占较大比例,有8个州仍保留对普通谋杀罪适用死刑的可能。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在死刑量刑中有进一步的限制规定,即具有适用死刑资格的谋杀必须至少具有一项加重情节,从而排除了普通谋杀罪的死刑适用可能。

  2.法定加重情节的基本类型

  Furman案前,死刑被普遍适用于各种谋杀犯罪,后Gregg时代大部分州通过列表方式规定了一系列的法定加重情节。美国死刑裁量中法定加重情节的范围是准确把握美国死刑适用标准的基础。美国死刑罪名主要集中于谋杀罪(叛国罪、间谍罪、走私毒品罪以及军法中少部分非谋杀罪名仍保留了死刑),但并没有统一的法定加重情节的类型规定。在目前保留死刑的34个联邦州中(纽约州2007年宣布死刑违宪,截止2012年,死刑立法规定实际有效的联邦州有34个),某些情节在死刑立法与适用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但是,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re)公布的资料,仍可对这些法定加重情节进行类型化分析,通过分析具有相同法定加重情节的联邦州数量分析美国死刑适格裁断中重点关注的法定加重情节的类型与范围。考虑各州规定有较大不同,无法将所有加重情节逐一统计,仅统计至少有十个以上的联邦州(占规定死刑的联邦州总数的百分之三十)所规定的相同或类似的法定加重情节。(下列各项加重情节在联邦层面的死刑立法中也均有规定,但未将联邦立法计算到统计表之中)。(数据来源: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发布的各州死刑适用法定加重情节类型分类、统计)

  美国法定加重情节的基本类型包括:

  (1)犯罪手段

  有28个州明确将犯罪手段是否极其残忍作为法定加重情节,要求谋杀必须是极其不可饶恕的(Heinous)、残暴的(Atrocious)、残忍的(Cruel)、卑鄙的(Depraved)、涉及折磨的(Involved Torture)。

  (2)加重法益

  在侵害法益的类型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侵害复合法益。即行为同时侵害到生命法益和非生命法益。包括:(a)重罪谋杀。有22个州将重罪谋杀规定为法定加重情节,即在涉及实施、意图实施抢劫、绑架、强奸、纵火、劫车、劫机、制造火车事故、黑帮行为、毒品交易等特定重罪过程中或实施上述重罪后逃跑过程中实施杀人行为。在先重罪已经侵害到某种特定法益,之后的杀人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生命法益的侵害。(b)妨碍司法秩序。此类行为不仅侵害被害人的生命,更使得司法追诉受到阻碍。有23个州将脱逃抓捕、隐匿罪证中的杀人行为规定为法定加重情节;有12个州还单独将以阻止作证或报复为目的杀害证人行为作为法定加重情节。(c)妨碍公务。有21个州将杀害正在履行职务期间的治安官、警察、联邦特工、消防人员、法官、陪审员、公诉人员等政府雇员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二是侵害多数生命法益,即行为侵害到一个以上的生命法益。包括:(a)威胁公众生命。有25个州将故意对除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生命产生严重威胁作为法定加重情节,行为侵害到除受害人以外其他不特定人的生命法益。(b)一次行为或系列行为中侵害到多人生命。有16个州将在一次行为或系列行为中杀害或试图杀害多人作为法定加重情节。

  (3)被害人年龄

  杀害年幼者也能反映被告的主观恶性及罪行严重程度,有19个州将被害年龄较小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但对具体年龄的划定,各州规定仍有不同(还有一些州将杀害老年人也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但未被统计到本表之中)。

  (4)因财杀人

  因财杀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谋财或受财杀人。杀人目的是为了获得金钱利益或根据协议,被告将因杀人行为获得某种利益。有29个州将此情节规定为法定加重情节。二是雇凶杀人。有20个州将被告通过支付、承诺支付好处方式促成杀人行为作为法定加重情节。

  (5)未来的人身危险性

  有9个州直接将未来人身危险性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但这一要素显然过于抽象与模糊,更多的州将反映被告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予以具体化,包括:一是重罪再犯。重罪再犯表明被告人未被良好改造,仍具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有24州将之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二是在司法控制期间杀人。有24个州将被告人在监禁、缓刑、监禁脱逃期间杀人作为法定加重情节。

  上述五类因素是美国死刑加重情节中较为集中的领域,只要被证明存在上述一项或多项加重情节的,均会进入由陪审团进行最后死刑裁断的选择程序。进一步分析上述法定加重情节,可归为两类:一是反映主客观极其严重程度的法定加重情节。如,以“犯罪手段”的法定加重情节为例,立法要求谋杀手段必须是“极其”残忍,“极其”一词表明了与普通谋杀相比,能够适用死刑的谋杀必须在主观上更为卑劣,而其残忍结果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超出一般谋杀行为。在“加重法益”、“被害人年龄”及“因财杀人”这些法定加重情节中,都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超出普通谋杀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然而,具备上述法定加重情节,是否也表明被告人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确实,通过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是否冷酷而毫无人性、杀害未成年人、谋财害命等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但只是一种模糊的趋向性判断,因为这些证据仅表明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状态,无法反映出其在未来是否难以接受改造的特征。二是反映被告人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加重情节。如,“重罪再犯”和“司法控制期间的杀人”均表明被告人在已接受改造后或正在接受过程中对社会公众仍存在较大威胁,仍具有较高人身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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