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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死刑报告(五) 适当的法律协助

时间:2021-03-03   访问量: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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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继续对公正审判权进行探讨,纳入对《保障措施》第五条的考量,该条规定,只有在保证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能适用死刑。我们阐述了在中国死刑案件中提供法律代理的背景和法律框架。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但律师在辩护案件的准备过程中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中国的律师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无法充分接触委托人,获取和提供可能从轻处罚的证据的范围仍然有限。中国律师所经历的困难反映了国家对他们的角色的定位并试图限制其独立性的方式。 本章最后讨论法律援助。

国际法

有效的法律协助是公平审判的关键组成部分。无论当事人支付能力如何,都必须能够在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获得这种协助。从《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和第11条第1款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衍生而来的关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国际法规范和指南均在不断增加。律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案件,包括自己进行调查。这项辩护权的关键是能够充分获取信息。正如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那样:“透明度是防止任意剥夺生命的基本正当程序保障之一。”

1989年《经济社会理事会关于对保障措施的补充》是建立在《保障措施》第五条的基础上,它规定在诉讼的每个阶段,律师的充分协助必须“超过非死刑案件提供的保护”。《加强保障措施(1996年)》进一步鼓励尚未废除死刑的成员国保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并牢记《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政府必须“确保律师[与被告人]的所有会见都严格保密”(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有效辩护要求“在死刑案件中发现并提交可能减轻罪刑的证据”(美洲人权委员会)。包括美国在内,所有继续适用死刑的国家都承认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有效性和质量是公认的问题。国家是律师能力的保证人,这意味着国家还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法律援助服务。

2012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 联合国关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 获得法律援助机会的原则和准则》(《原则和准则》)为所有法律援助的提供规定了准则,包括公平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不歧视原则。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被原则1所确认,法律援助为享有其他权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法

中国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角色和地位

很少有中国律师专门从事刑事辩护,它被视为一个高风险且低回报的实践领域。许多中国律师,特别是大城市以外地区的律师,都是全科律师,民事和刑事案件均代理。少数律师事务所对复杂的刑事案件收取很高的费用,包括死刑案件,主要是涉及贪污或毒品犯罪案件。大多数当事人都无力支付律师和专家团队的费用。中国的刑事律师通常不按小时收费,而是按案件阶段收费。不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可能代理案件的不同阶段。下面讨论获得法律援助的途径。

对《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订扩大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使他们能够与委托人会见并参与到刑事诉讼的三个主要阶段中: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和审判。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复核中,律师也可能发挥作用(参见第六章)。然而,中国律师在为死刑案件提供有效辩护时却面临着巨大障碍。律师在与委托人会见时会遇到困难,在自己进行调查时受到限制,包括为了辩护而申请证人作证。律师时常抱怨控方披露的信息有限,法官无视他们提交的意见。尽管对程序法进行了改革,并要求死刑案件中的被告必须有代理律师,但许多律师还是抱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他们不过是“摆设”。

许多律师抱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他们不过是摆设

也有人批评许多刑事辩护律师的能力。缺乏专业性是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普遍缺乏考核标准。参与最高院复核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抱怨道,早期阶段的律师未能保存完整案卷,缺失了关键信息。许多律师似乎并不对整个案件负责,而是将他们的作用限定于案件的特定阶段。法律援助案件报酬较低,可能导致一些律师服务水平低下,另一些人则认为,拥有付费客户的律师通常会获得足够报酬。

律师监管

中国律师有义务加入全国律师协会地方分支机构,全国律师协会对司法部负责,有权每年更新律师执照并登记律师事务所。在政治敏感案件中,政府会指定律师。在杨佳案中,法院指定的律师是受害者工作所在地方政府长期指派案件的律师。

《刑法》第306条关于伪造证据和鼓励他人作伪证的规定直接针对辩护律师。李庄律师的委托人声称,李引诱他宣称自己的供述是通过刑讯逼供而取得,李因此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尽管鲜有根据306条被定罪,但律师担心,如果他们调查有关刑讯逼供的指控,他们的当事人可能会在警方的压力下宣称被律师引诱。

近年来,当局通过一系列行为守则和法规寻求对律师更多的控制,这些规范旨在限制律师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讨论案件、签署公开信和请愿书,或提供“不严谨”的司法评论。2015年一项有争议的《刑法》修正案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可能构成扰乱法庭秩序。律师担心,当律师在法庭上对检察官或法官提出质疑时,该条款可能会被滥用。司法部还出台规定,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律师事务所的作用。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律师的独立性,并限制其履行职责的能力,尤其是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

2015年7月,中国对律师发起了大规模打压行动,包括对几位知名的、采取激进方式执业的人权律师进行了封闭式的拘留、刑讯逼供和定罪。

2015年7月,中国当局对律师发起了大规模的打压行动,包括对几位知名的人权律师进行限制与外界接触的拘留、刑讯逼供和定罪,他们一直在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执业。许多律师被卷入所谓的根据打压行动开始日期命名的“709”案,这些律师参与和代理了涉嫌司法不公的案件,其中有的案件涉及死刑。

法律协助

在第一次警察讯问之后,律师可以在看守所与其委托人见面。除了下文所述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形,律师通常由被拘留者的家人委托。看守所通常在周一至周五的办公时间开放,但现在某些城市周末也会开放。在欠发达地区或政治敏感的案件中,家人可能会尝试从市外或省外聘请律师,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受到包括当地律师协会在内的地方当局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半小时可能需要两天的旅途。

案件的侦查阶段由当地公安局刑事侦查部门负责。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非常有限,但许多律师都意识到能够参与这一初始阶段的重要性。警察讯问时,律师不能在场,但他们可以向委托人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信息,包括禁止自证其罪的规定。律师有权在侦查阶段获知当事人所涉嫌的犯罪并提交意见。他们还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建议他们的当事人针对虐待或其他非法行为提出控诉。许多律师认为,他们尽早介入案件可以防止刑讯逼供。

警方最多有3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提请正式逮捕犯罪嫌疑人。尽管这是一个时间上限,但报告显示,警察经常会用尽所有期限。一个月后,检察院还有七天的时间决定批准逮捕。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进行调查之后,在其结论性意见中对这种延长的起诉前拘留期限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委员会建议缩短警察掌握的最长拘留期限,并在48小时之内将被拘留者送交法官审理。

在一个案件中,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对决策提出质疑的难度就越大,由此推断,也更难挑战这些做出决策的人。

案件的侦查阶段可以为律师提供最好的机会影响其当事人的案件结果。如果律师可以说服警方和检察院案件根据不足,则有可能在案件在系统内走得太远之前将其驳回。在一个案件中,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对决策提出质疑的难度就越大,由此推断,也更难挑战这些做出决策的人。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案卷并开展自己的调查。2010年第一次出台规定,要求在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时,对所有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律师报告说,他们通常可以观看录像,但在法律援助案件中,所花费的时间是无偿的。第三章详细介绍了可以考虑的证据种类以及律师的作用。

最近的改革旨在使刑事诉讼程序更加以审判为中心,但许多律师指出,侦查和检察阶段也提供了机会来影响决策,并保护其当事人免受虐待。新的速裁程序(参阅第四章)强调了迅速获得法律建议的重要性。

鉴于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都不讲英文,因此在中国面临死刑的不说中文的外国人在获得有效法律协助方面可能会遇到特别的困难。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她的2019年报告中,确认了许多领事的职责,包括需要领事与被拘留者保持联系以及监督被拘留者的法律代理问题。她还建议提供资金,以支持政府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或志愿律师获得专业(翻译)协助,以及在没有律师时获得律师。缺乏关于在中国面临死刑的外国国民状况的信息。许多报道案件引起了对政治性判决的担忧(参阅第一章)。

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

《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34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司法部地方行政机构的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提供法律援助,或直接通过为该中心工作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更常见的是通过与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合同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援助。

中国律师和法律学者报告说,目前在死刑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存在三类问题:代理质量低、律师指派和资金不足。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代理质量低

在大多数律师事务所中,尤其是那些主要城市以外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大都是全科律师。由于法律援助案件提供的补贴很低,因此许多律师事务所将这类案件交给年轻且经验不足的律师办理。律师报告了辩护律师没有办理死刑案件的经验、也没有处理严重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的案例。一位年轻的律师希望检察院从案卷中删除所有尸体照片,以免看到令人不快的图像。

一位年轻的律师希望检察院从案卷中删除所有的尸体照片,以免看到令人不快的图像。

律师和一些被告人的家属也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案件中缺乏兴趣和动力的情况。贫困家庭通过找亲戚借钱来承担律师服务而不是依靠法律援助。指定为丈夫辩护的法律援助律师只会见了20分钟,受此震惊,徐的妻子卖掉了他们的老房子,自己去请律师。

如果案件涉及政治利益,例如杀害警察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的家属担心政府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会受到当地司法部门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维权律师可以在更为复杂和政治敏感的案件中提供免费帮助,但是最近的法规和对人权律师群体的打压使得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

法律援助律师的指派

根据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制度,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各个阶段刑事诉讼机关都应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从历史上看,在许多死刑案件中,直到审判阶段才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很难知道这种情况如今仍在发生的频率。法律学者承认,法律对于如何以及何时确定案件可能会面临死刑判决,从而应当指派辩护律师的规定并不明确。

2017年发布的值班律师指南没有包含任何确保死刑案件早期代理的具体规定。值班律师应为被拘留者提供法律援助申请方面的帮助。他们还应在新的速裁刑事诉讼程序和排除非法获取证据的申请中发挥作用。在一些省份,法律援助中心与一家律师事务所签约以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观察员担心,法律援助供给的垄断将无助于提高服务标准。

如果地方当局在刑事审判所有三个阶段提供法律援助,通常会导致三组不同的律师代理案件。在对几起案件的审查中,一位资深律师报告说,律师之间很少沟通,后续阶段的律师无法获得前一阶段的信息。一名律师描述,有律师在检察院阶段审查证据时发现一段视频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刑讯逼供,但未与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分享。在另一起案件中,检察阶段的律师只审查了小部分案卷,因为他认为,这才是与他现阶段角色有关的部分。指派不同的法律援助律师将阻碍律师全面处理该程序,并导致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被忽视。

指派不同的法律援助律师将阻碍律师全面处理该程序,并导致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被忽视

资金不足

所有代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都抱怨费用低。律师报告说,他们从法律援助案件获得的补贴不足以覆盖频繁会见和询问当事人以及证人的费用。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律师报告说,他在一个上诉案件中获得了650元人民币的补贴。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建议,这就是个提交文件的问题。律师叙述了他和他的同事如何进行三次收集证据的旅程,并与处理此案的法官数次见面。补贴甚至不足以承担路费。

律师还报告,法律援助补贴不包括开展独立调查或咨询专家的基本费用。许多律师说必须从自己的资源中补贴案件费用。

律师报告称,在一审中代理死刑案件的补贴有所增加,但后续阶段的补贴(上诉、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则完全不够。随着《慈善法》出台以及对未注册团体在线筹款的限制,从日益富裕的中国法律界为复杂的法律案件募集资金的私人努力已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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