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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死刑报告(四) 公正审判的权利

时间:2021-03-03   访问量: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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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保障措施》第五条该条规定死刑只能在经过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保障措施的法律程序,至少要达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的要求后,适格法院执行 我们考察了中国对公正审判以及由独立公正的法庭进行审判的权利的理解。 关于量刑可见第一章最严重犯罪关于“辩护权和有效法律援助权”可见下一章。

国际法

对于面临死刑的人来说,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其基本保障之一。 如《保障措施》第五条所述,公平审判的最低标准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规定。 这些标准包括独立法庭通过公开审判审议刑事指控、被推定无罪的权利以及在诉讼所有阶段均可获得适当的法律服务和其它服务。对有关《保障措施》第五条的国际和区域性材料进行审查,可以总结出五项主要权利:i)获得辩护的权利,包括获得律师的有效援助;ii)由独立公正的法庭进行审判的权利;iii)提起诉讼的权利; iv)领事告知权; v)个性化量刑的权利。

公正审判权是《世界人权宣言》(UDHR)承认的一项人权,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已经对所有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院或其他法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进行公正审判至关重要。 法院应“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不受任何来源或出于任何原因的影响,威胁或干涉”(美洲人权法院)。 公正性要求也适用于法官和陪审团。

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如果不能确保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公正审判,将导致就本质而言是任意性的判决。 根据《公约》第六条的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且任何国家在任何公共紧急状态下均不得克减本权利(第四条第二款)。

中国法

公正审判权

尽管中国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法律学者熟悉第14条的规定。中国对法律的理解通常偏向于实体正义而非程序正义。对于当局而言,首要任务是确保案件的结果满足对“公正结果”的要求。 如果案件引起了强烈的公众舆论,则司法机构应平衡公共舆论与党国利益。

中国的法律观更倾向于实体正义,而非程序正义。

中国一些著名的律师和法律学者试图提醒人们关注程序正义的重要性。2003年,在披露了有组织犯罪的老板刘勇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之后,许多中国法律学者公开批评了对刘勇的死刑判决。但是,公众舆论并不支持。2008年杨佳因杀害六名警察而被执行死刑,但他被公众视为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杨佳的罪行毫无疑问,公众仍对其被不公正地定罪和执行死刑而深感不安。杨佳案揭露了上海警察先前的不公正行为,公众认为他对警察的暴力行为是由此前的虐待和挫败所致。公众对当局定罪和处决杨佳的速度之快感到愤怒,不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

2015年村民贾敬龙杀死了下令拆除其房屋的村支书,同样引起了公众同情。尽管法学家、律师和媒体均批评量刑过重,贾还是在2016年被执行死刑。维权团体的律师尤其对中国缺乏司法独立直言不讳,批评党委干预审判。中国律师还指出,如果案件涉及的是城市执法人员的死亡,将对被告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贾的处决表明当局不愿屈服于公众压力。2015年7月开始的对中国“维权”律师的打压,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更多提倡程序正义和被压迫者权利的激进声音,这可能不是巧合。(有关律师待遇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五章)。

《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提及公正审判,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确包含了将潜在的侵犯公正审判权的行为作为其不核准死刑的理由。 据律师称,他们不能在书面陈述或辩护词中提及公正审判权。针对侵犯公正审判权的任何上诉都必须援引中国刑法中的具体条款。

历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众多联合国独立专家均批评中国审判和司法制度缺乏透明度,以及倾向于依赖可能因遭遇胁迫做出的供述。

法院和执政党

中国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公共组织或个人的干涉”(第131条)。在中国法律中,法院作为一个集体机构独立,而非法官个人的独立。尽管如此,执政党的一系列指示清楚表明,党仍保持对法律体制的领导地位。党通过任命、党委会和政策指导(《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2019年)》)以及机构设置,特别是审判委员会来实现其对法院的领导。党的首要任务是“维稳”,不仅要确保公共秩序,而且要尊重党国体制。

法院审判委员会通常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资深法官组成,审委会也是中国学者讨论公正审判的主要对象。在司法系统的四个级别的法院都设有审委会,以讨论重大疑难案件,这些审委会是中国法院通过体制解决问题的例证。审委会因缺乏透明度以及和党的联系而受到批评。

审判公开与透明

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开审判的原则。法律还规定了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被告人和个人隐私案件的例外情况。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非常广泛,警察有权确定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有关法院诉讼程序的信息应该向公众公开,但是通常要求可能的旁听人员登记并获得旁听证,这就使得官员能够扮演法院“门卫”的角色。 非中国公民有权参加审判,但实际上,除特殊安排外,外国人很少获得参加审判的机会。

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非常广泛,警察有权确定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启用了在线判决数据库(裁判文书网)(请参阅后文“其他资源”)。许多中国和海外的法律学者批评该数据库有很多“缺失案件”,但这还是成为了研究人员的宝贵资源。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规定了法院应公开信息的广泛范围,但也规定了不允许或“不宜公开”信息的情形。审判工作机密是机密信息中一种鲜为人知的类别,其中可能包括司法裁决的讨论。

法院决策

中国的法院体系是分省份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管辖下按层级和地理位置构建的。基层人民法院不能审理死刑案件,如果检察院认定案件可能导致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应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辨方和控方均可将一审法院的裁决上诉至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所有死刑判决的复核权。这将在第六章中讨论。

最近的改革试图使刑事诉讼程序以审判为中心,但法院和法官却并不是诉讼程序的中心。例如,适用取保候审的决定就不在法院的职权范围内。法官做出裁判,是在政治上更有权力的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已经做出事先决定的情况下。在人们认为法院的权力大于其他官僚机构之前,司法机关很难对案件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并尊重正当程序。

一旦案件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受害人的家属有权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受害人代理律师参与案件的程度,超出了其它许多法域考量被害人陈述的程度。诉讼代理人能够查看卷宗并向检察院和法院提交意见。

一审法院通常有两个月期限对公诉案件做出判决。经上级法院批准,可以延长至三个月,如果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则可以更久。如果法院要求检察院进一步调查,则将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死刑案件和其他重大案件应由四名陪审员和三名法官组成的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 人民陪审员法(2018年)》第16条)人民陪审员是被任命“参与”审判活动的公民,这是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现象,与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不同。2018年的《人民陪审员法》修订了从普通公众及其工作范围中选拔陪审员的办法。在审阅了案卷和审判之后,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起对事实的认定进行投票。尽管允许陪审员对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但他们不参与法律适用问题的表决(《人民陪审员法(2018)》第22条)。人民陪审员制度在重大刑事案件和其他涉及公共利益案件中的作用的增强,是对公众对刑事司法体系失去信心的一种回应。

 “法官可以操纵审判程序,来保证效率和便利,使得审判流于形式

法院可以召开庭前会议,考虑诸如证据或回避之类的问题。律师和许多法律学者都质疑庭前会议的有效性,但在这个阶段应当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参见第三章)。律师也可以参加法庭调查和询问证人。审判期间,会允许辩护律师提出辩护意见,但是否有机会申请证人出庭或交叉询问证人,则由法庭自由裁量。庭审时间通常很短,不会超过一天。法官经常批评辩护律师花费太多时间,如兰所说“法官可以操纵审判程序,来保证效率和便利,使得审判流于形式”。

法院审判委员会也可能会讨论死刑案件。法院院长将根据合议庭的请求决定是否应将死刑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和裁决。审委会的成员人数是奇数,其决定可以推翻合议庭的决定。近来的改革建立了专门的刑事审判委员会,以“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人民法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36条)。将来,缺乏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将不再审理死刑案件。中国的法律学者推测,刑事专业委员会在死刑适用时可能会更加谨慎,因为研究表明,他们对死刑的支持程度低于他们的民法同行。但是,有人认为,由大多数非专业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会更注重刑罚。

速裁程序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速裁程序。尽管速裁程序主要适用于不太严重的犯罪,但原则上却可以适用于死刑案件。现在说这些新程序可能对执行死刑的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检察院是否会要求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还为时过早。死刑判决透明度的缺乏也使得难以对该情况开展调查。

许多律师和学者担心,速裁程序将增加司法不公的风险,因为该程序鼓励犯罪嫌疑人为了更快地办理他们的案件并减少刑罚而认罪。速裁程序的核心是“认罪认罚”原则。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认罪的自愿性和对速裁程序的知情同意,精神病人、盲人、聋哑人和青少年不适用该程序,但鉴于第二章中讨论的问题,人们有充分理由担心,检察院可能不会给那些明显没有精神疾病迹象的人授予该权利。

速裁程序的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该程序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173条》第173条)。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应当在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以及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令人担忧的是,犯罪嫌疑人将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签署具结书,律师也担心他们将没有机会向委托人提供有效的建议。签署具结书时,律师在场很可能只是个形式,而不是有意义的程序。尽管法官必须确认书面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合法性,但法庭程序将受到限制,无须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在没有充分的法律建议或理解的情况下签署了这种具结书,律师或法庭将很难重新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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