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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报告(三)》关于证据

时间:2021-03-03   访问量: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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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保障措施》第四条。该条规定只有一个人的罪行满足“(基于)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条件,才能对其适用死刑 我们也探讨中国在刑事定罪方面过分依赖于酷刑或虐待获取的供述。本章还探讨了律师和证人的角色,以及死刑案件中的法医鉴定证据和勘验检察问题。在本章最后部分,我们探讨了最高人民法院不愿重新考虑定罪量刑和推翻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情况

国际法

对于什么构成“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以及如何根据《保障措施》第四条使用专家证人,在裁判法理上缺乏指引,但国际通行裁判法理表明,根据此项保障措施,死刑案件的举证责任必须加重。这项保障措施至少可以解释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所确认的无罪推定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还强调了当事人审查对其不利的证人证言是公正审判的重要要素,该条规定讯问或由律师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在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接受讯问。”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保障措施》第四条要求“在采用最高标准对证据进行搜集和评估标准之,必须推定被告无罪,直到其罪名已经被证明到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同时,必须将所有从轻因素纳入考量。”特别报告员继续强调,即使一国的法律总体上符合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也必须适用于每个个案

人权委员会在第36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处决一个罪行还没被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犯罪分子将构成任意剥夺生命。国家有义务根据包括DNA证据在内的新证据重新考虑定罪问题。委员会还鼓励各国考虑那些关于目击者证词不可靠和普遍存在虚假供述的研究。

中国法

在中国的法律中,没有明确纳入无罪推定。但是,中国官方出版物认可无罪推定的原则(例如《中国人权司法保障的新进展》(2016年)。《刑事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也纳入了这一观念。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第195条(2018年修订后的第200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结合第12条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构成了中国的“无罪推定”概念。

但是,沉默权并未得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期望配合刑事调查工作。第120条(《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尽管他们也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

犯罪嫌疑人拥有辩护权,但受到限制(参见第五章)。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检察官承担(《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51条),辩护人也有义务提供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37条)。大量备受瞩目的冤假错案(司法不公)激发了保护无辜者的努力。最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有个一般性的规定,即“保证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然而,“宣告无罪”的绩效指标可能会导致对检察官工作的负面评价。在中国法院,定罪率仍然很高,大概为99%,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获得无罪判决。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中国学术界已经在呼吁并开始起草。中国的一些刑法学者和专家主张,证据法应该体现《保障措施》第四条,并坚持强调“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原则。但是,在证据的收集、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在大学层面,缺乏针对警察、法官和律师的关于不同类型证据的专门培训和教育,有些课程仅为选修课程,而非必修。法律专家认为这是死刑审判中证据适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坦白

根据中国法律,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定罪必须要求“证据确实充分”。然而,中国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的法律实践非常依赖有罪供述,这就造成了通过刑讯逼供获取供述的风险。为了回应本世纪中期出现的广受关注的司法错案,当局在强调供述之外的其他证据的重要性以及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刑事诉讼法》第50条已经明确禁止刑讯逼供,2010年开始采取措施排除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同时更加重视其它种类证据。“两个证据规则”解决了死刑案件中证据的审查和认定以及一般刑事案件中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这些规则于2012年被纳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国法律学者和专家均将这些证据规则视为重大进步。这些规则试图确立刑事审判中的证据审查标准,排除通过强制手段非法获得的证据——这是首次制定措施排除此类证据。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这些新的规则要求对面临死刑或重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该规则还赋予法官排除刑讯逼供获得证据的权力。

一些律师指出,近年来,警察施加的肉体折磨和其它形式的人身虐待似乎有所减轻。据说,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中央政法委2013年发布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等规则共同改善了这一状况。这些规则要求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讯问应在正式地点进行,一旦被移送到看守所,讯问应在看守所的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录音录像。

重视同步录音录像,被视为减少警察刑讯逼供以及非法获得证人证言方面取得进展的标志。按照中国法律,在死刑案件中,任何未经同步录音录像获得的供述均被视为非法。 2017年,最高院公布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新规定,这也被视为重大进步,尽管尚未证实它们在实践中的有效性。然而,《监察法》引入了留置措施,以及越来越频繁适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似乎表明侦查机关正在采取措施规避看守所对警察行为的限制。留置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都是禁止与外界接触的拘留措施,适用于可被判处死刑的“三种案件”:贪污、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犯罪。

使用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仍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尽管监督得到了改善,但在地方或国家层面,对于政治敏感案件,侦查人员显然可以抛开这些限制,而检察官和法官也不愿推翻警方提供的证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5年关于中国的报告中指出,酷刑和虐待在中国刑事司法系统中仍然根深蒂固,定罪过分依赖于供述。

律师的角色

中国已逐步纳入一种更具对抗性的刑事司法模式,更加强调辩护人在审查证据方面的作用。(请参阅第5章有关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的更多信息)。自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以来,在允许律师与其委托人会见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虽然不允许律师参加警察主持的审讯,但他们可以通过与犯罪嫌疑人会见并取得签字画押的会见笔录,以充分记录证据收集情况,从而对非法获得的口供提出质疑。如果律师知晓了据称是警察暴力造成的伤害,他们还可以要求看守所或值班检察官拍照作为证据。但是,律师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如果没有肉体上的虐待痕迹,律师很难主张供述是通过强制手段获得。在实践中,法律不会认定使用了压迫性或其他精神压迫的手段。

律师们还主张,由于缺乏检察机关的信息披露以及法官拒绝接受辩护意见,他们在每个阶段的作用都受到限制。尽管在法律上,辩护律师应在审判前获得所有指控证据,但实际上却并非总是如此。

证人

在死刑案件中,目击证人的陈述一直很重要。在大陆法系中,证人的书面证词是审判前由公安局或者检察官提供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并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证据。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重点强调证人参与。第187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第188条则规定了鼓励证人出庭的规则。新修正案还为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了更强保护,包括经济补偿。但是,根据一些实证研究,出庭的专家证人并没有显著增加。在中国,列队指认嫌疑人作为验证目击证人所言的一种方法也不常见。一些律师报告说,证人很少出庭,即使出庭,法官通常不愿对证人或专家进行询问。

鉴定意见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鉴定意见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但在刑事审判中,鉴定意见的使用仍然相对较少。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旨在提高司法鉴定专家的独立性,并限制附属于公安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作用。

2010年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则还强调了DNA鉴定、指纹分析或在犯罪现场通过其它手段检测到的生物证据,例如血迹、指纹或体液。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6年2月,司法部修订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更加强调了对鉴定意见和专家报告的交叉询问(质证)。

但是,对警察、法官和律师进行的关于不同类型证据的培训据称是不足的。一些大学仅将此作为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没有用于验证报告和专家意见的全国性统一的适用标准。法官必须在法庭上对证据进行认定,但他们要么缺乏对警察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的专业知识,要么主观上不愿意这样做。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政府机构垄断了司法鉴定的启动和认定。公安局、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有权启动司法鉴定。辩方不能启动鉴定,只能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所有当事人均有权向法院请求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但是,法院没有义务批准这样的请求,辨方也没有诸如上诉程序之类的救济措施。

辩护人可以进行私人的司法鉴定,并将其作为证据提交,法官可以在量刑中将其作为证据考虑,尽管无法通过认定。鉴定费用也是辩护人的一个巨大障碍,例如,有很多被告人的家庭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私立机构的心理健康评估(请参阅第2章)。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应当如何审查和认定专家的结论,是否考虑专家意见取决于法庭。法官一般不愿依赖鉴定意见,据律师称,很难说服法庭采纳司法鉴定或专家意见。

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证人提到了这一困难,其中一位中国的法医专家称该制度很混乱。然而,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刑事辩护律师和法医专家越来越意识到,必须通过相互理解以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作用。

改判

放弃通过“严打”来打击犯罪、提倡适用死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对中国司法系统改变定罪和死刑立即执行的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当局认识到,司法不公,尤其是涉及到错误执行死刑的案件,损害了公众对于死刑和刑事司法制度合法性的信心。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官僚主义和政治干预复审裁定是很大的制度障碍。对于涉及公众利益较多的案件,当局不愿意推翻先前的判决。我们发现,很多案件中,那些明显不当的有罪判决往往是通过较轻的量刑来“解决”,而非彻底改变定罪。执着的律师最终可能获得重审机会,最好是由另一个省管辖,但许多囚犯可能还是因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被监禁。熊和苗的研究表明,认定一个错误判决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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